■中国观察之景凯旋专栏

　　近年来不断传出各地县级官员滥权枉法的新闻，重庆彭水、山西稷山、海南儋州、山东高唐等案，都是涉嫌诽谤当地主管官员，并由公诉机关起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都是无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权力变成了一把手的私人工具。在古代，县级官员历来被称为“亲民之官”。这是因为县一级是政权结构中直接面对平民，同时又是权力配置最完备的单位。因此一方县令的作为，往往直接影响民生，正如有学者所说，宪政其实就是县政，关系不可谓不大。

　　在我看来，当前官民冲突的增加，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社会趋势：一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在本质上符合构建法治社会的全民共识；一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权力膨胀，它从根本上阻碍实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已经成为改革的负面因素。这两种趋势的交叉和碰撞，使得过去被掩饰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

　　对于这种现象，按照目前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体制，在事发后撤换几个官员，或让当事官员检讨几句，恐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古已有之的监督体制，最终会由于上下级利益的一致而流于形式。古代的许多政令不行，吏治失控，便是由于此。就此次事件而言，要解决官员滥权问题，尽早制定新闻法，强调司法独立，无疑都是题中之义。但更重要的，还是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亲民之官不亲民，关键在选官制度。目前这种现象，也许正是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反映。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伴随着中央的放权和地方的扩权，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指令性体制已经改变，各地基层一把手官员被赋予更大的权责，而且一般来说，那些擅权的官员在经济改革中大都是敢作敢为，并具有一定威望的能人。另一方面，选举制度乃是民主的精义，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公众对于官员的任命从来就没有发言权，各级官员也无需对公众负责。这种情况下，某些官员滥权枉法，抗上欺下，甚至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土司化，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毋庸讳言，近年来媒体和民意更关注公民的维权，对推动法治建设作了大量贡献。但在谈论宪政时，人们却很少谈论民主。这当然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民主”的不同看法所致。然而，在现代国家，宪政与民主是一体的。宪政解决的是权力的配置和制衡，民主解决的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根本的限权。正如俞可平先生所说：“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如果没有主权在民的民主选举，再好的宪政也会难以为继，层出不穷的地方官员滥权便是明证。

　　目前暴露的社会问题表明，要想坚持改革不动摇，我同意俞可平先生的话：“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