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昨日社论论及轰动一时的许霆案，从舆论影响力的角度探讨了许霆案之所以发回重审的缘由。正如社论所言，舆论对促成法官及司法独立确实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推论无疑是正确的，恐怕也适用于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除了舆论这个外因，还有必要涉及司法体制内部的某些潜规则，其关键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本案中怎样产生作用？它又将在重审过程中何去何从？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广州中院重审，这让许霆案有了柳暗花明之感。其实，在此之前，包括律师、法学家乃至法官等在内的社会大讨论已经非常充分。众声喧哗，最显著的分歧在于案件的定性：究竟是以非法占有论之，还是以盗窃罪作准绳。两者的责任判若云泥，轻重迥异。面对两个泾渭分明的选择项，一审法官选择了盗窃罪作为量刑的依据。尽管许多人都认为量刑过重，但没人能从根本上否定法官的选择为非法。实际上，法官无论是选择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都符合法律程序。

　　于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下子凸显出来，它力量强大，足以不动声色地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广东省人代会上，省高院院长吕伯涛以极其审慎的态度谈及重审，力求以中立的立场说明两种诉求：一是促成法官们围绕许霆案展开讨论，二是找出契合情、理、法三方面的解决办法。对吕院长的表态不好妄加推测。不过事实上是，新的合议庭乃至由此联系在一起的上下级法院将重新运作，而其核心内容势必要审查先前使用的自由裁量权：是否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

　　所以，许霆案重审的看点仍在于法院内部，在于法官的内心。它有不可捉摸的一面，也有可以通过判决结果加以反向验证的一面。在司法界，自由裁量权的模糊身影始终难以抹消，简单地否定或反对自由裁量权都显失当。显然，高院发回重审的理由并无“适用法律不当”之类的措辞，这为自由裁量权的调整留下了余地。很有可能，这种调整并非一定要突破法律空白才能实现，比如为ATM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定调。其实，即便在现有的法律规范内，广州中院自由裁量权的伸缩或进退也是有空间的。

　　在自由裁量权自我调整的动力上，仅就许霆能够无碍地接受司法救济的程序而言，不宜放大舆论效应。如果把自由裁量权当作司法授权中的必然产物，大约可以多一层理解：法官的压力不仅来自权力和金钱，将自由裁量权约束到法律正义的大方向上来同样会带来压力。因此，无论重审的结果怎样，大可放弃阴谋论一说，延续此前讨论中的理性心态。说到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是请客吃饭，也不等于洪水猛兽。

　　如今，广州中院被要求进行重新选择，自然也会有新一批法官被甄选出来做这个选择题。选择就是立场。选择就代表一种释法的方式。根据吕伯涛院长的个人表述，情理或社会效果或许会成为参考坐标。虽然都是原则性的表态，可笔者并不赞成高级法官在如此敏感时刻作出这样的表达。如果相信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自我警觉，并自信于他们自我持戒的能力，就让他们审吧。不管是坚持原判还是出现别的结果，这一切都在合法的框架内展开。尤为难得的是，能让民众认同这一判断比争论某个判决更有价值。

　　□上官本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