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经济学不能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样做实验，而且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强调经济学不是科学的主要依据。可是眼下，神州大地正在进行着若干规模很大的经济学实验。

　　这些学者说经济学不能做实验的主要依据是：经济行为是人类自发的选择，不受外力控制，经济现象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总和，同样不受外力控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实验，都是控制条件下的科学实验，因为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不受控制，经济学就不能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么做实验。

　　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经济学的确不能像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比较成熟的学科那样做非常精密的实验。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不能够做非常精密的实验，不等于完全不能够做实验。

　　此话怎讲？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经济学的第一规律，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物以稀为贵”：任何商品，但凡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升，但凡供大于求，价格就要下降。本来，物以稀为贵就可以做实验，例如“多收了三五斗”，粮价就要下跌，蔬菜供给减少，菜价就会上升，都是百试不爽的事情。不过，在我们中国的条件下，“多收了三五斗”和蔬菜上市减少，通常不是人们试图直接影响价格的故意行为，所以大家一般也就不把它们叫做经济学实验。

　　所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是：但凡供不应求，价格就应该上升，但凡供大于求，价格就应该下降。所以，经济学的另外一条规律说，但凡人为地干预市场价格的上升和下降，一定会损害市场效率，激发寻租行为。具体来说，如果某种商品因为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看涨但是你不让它上涨，那么不但市场效率和市场主体的经济效益受到损失，而且围绕这种商品的供给会出现很大的腐败空间或者浪费的空间。这就真的可以做实验了，真的是原本意义上的实验了，因为干预市场，是人们特意的行为。

　　我国在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市场供求关系从来都呈供不应求的态势。面对春运的压力，铁路客运市场本身的应对能力已经非常有限。去年开始，有关部门规定春运期间火车票的价格不许上浮，铁道部部长甚至宣称春运不涨价要“长命百岁”。这样，因为铁路客运市场原来已经非常有限的调节能力都不让发挥，那么按照经济学的规律，这个限价政令会损害铁路和旅客的总合经济利益，并且激发厉害的“第三者”寻租行为，套购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的活动一定比允许价格上浮时猖獗。我们把“黄牛党”定位为铁路春运车票交易的“第三者”，是因为他们既不是客运服务的直接供应者，又不是客运服务的直接需求者。

　　价格不许浮动的市场运作得怎样，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学实验，值得大家关注。关注什么呢？至少可以关注旅客购票是不是比以往困难，更加需要关注的是“黄牛党”是不是比以往更加猖獗，关注旅客为了得到车票所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不是比过去更高。

　　日前《南方都市报》质数先生的《街谈》，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观察：“买票需要智慧，需要体力，需要团体的协作，需要利益的抗衡，大家都在暗自盘算，用不用打个电话，用不用找找熟人，用不用和老乡分守几个售票点，用不用找几个有办法的代理点的电话以备不时之需”，进一步“这张票，是用钱去解决，是用人情去解决，还是用体力去解决”，以至于“单兵作战，还是团队突围，围魏救赵，还是暗度陈仓，诺曼底，还是阿拉曼”，这种看似“不花钱”的成本或者代价，真是可怕。

　　春运火车票刚刚开售，在广州火车站售票厅，“16岁的湖南小伙子李乐军就因为排队买票时与人发生口角，被砍了六刀，住进医院”。与这则报道相呼应，质数先生还深入观察到，“站在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正在变成一头发怒的狮子。”“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弱势，变得特别暴戾。”

　　发现压制价格可以使人性扭曲得“既弱势又暴戾”，是质数先生对于人类认知的一大贡献，可以充作现代经济学教学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质数先生还具体谈到，在这个由于严厉的价格限制逼迫下产生的队伍里，人们“没办法成为朋友”。就这样，价格限制还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对抗因素。你说是不是？

　　前面说了，质数先生的《街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观察。至于严厉的价格限制造成的腐败空间是不是更大，“黄牛党”的活动是不是比以往更加猖獗，一定是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作者系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