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官话”强，而是“民话”弱

　　就在媒体普遍为重庆市副市长在政协提案现场打断“官话”叫好的时候，同是议政场所的广东省人大分组讨论现场，另一个打断也出现了―――23日上午，列席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其间，他的发言屡次被其他代表打断：“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

　　显而易见，前者打断的是官话，后者打断的是“民话”。在议政现场，官话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议政时不需要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而是要讲实话、讲真话。但遗憾的是，讲实话、真话的声音仍旧被打断。这是议政现场的悲哀。由此可见，讲套话、讲空话的“官话”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官话的生命力特别强，而是讲实话、讲真话的“民话”特别弱。

　　重庆副市长打断政府官员的“官话”，有人天真地认为要是普通委员打断的该多好。就是我们不以恶意揣测，也很明白“官话”之所以不被下级或普通委员打断，在于可能招致报复。同样，在议政现场，委员、代表之所以不敢讲真话、讲实话，不敢触动真问题，也是在于害怕报复；而有的代表讲了真话，被其他代表打断、与其划清界限，甚至拂袖而去，也在于怕连累。依据法律规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的言论是免责的，但为何他们仍旧有所顾忌？如果我们单纯地谴责委员、代表“胆小”，恐怕还不行，是制度的失灵，是现实的警示，让他们不敢言、不敢说。□王攀

　　我倒是希望城管情绪都不佳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大队日前率先推出举措―――“情绪不稳定，不得上街开展执法工作”。新举措一经公布，就受到了全体执法队员的欢迎（《都市快报》1月24日）。

　　这样的规定是无奈之举，它进一步反证了城管这个职业群体缺乏“职业素养”。“职业素养”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不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医生如此、警察如此、教师也是如此。当然，如果情绪不佳到了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地步，那就另当别论了。情绪不佳就能影响执法质量，显然是山大王作风。

　　但另一方面，我倒是很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假如所有的城管队员都情绪不佳，因此街道上没有城管执法，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的治安、管理等等会“崩盘”吗？在我看来，恐怕不会，除了城管，我们有公安队伍、有工商税收队伍、有卫生防疫队伍、有环保队伍，更何况，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是没有城管队伍的，那个时代的城市，也没有乱得一塌糊涂，而今天，我们一些城市有了城管，也没见“脏乱差”多少，倒是在一些地方，“脏乱差”成了城管收费的借口。

　　当然，说城管对城市的发展一点用处也没有，那也是不客观的，但票贩子不也促成了某些民工能迅速回家，盗版软件甚至盗版操作系统不也有它对百姓有利的一面吗？显然“有功劳”不能遮蔽对其执法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因此，情绪问题恐怕还不是城管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给城管一个合法的定位？对于城管队伍而言，要么合法化，并制定《城管法》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要么干脆取消，让环保、卫生防疫、工商税务等部门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欧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