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12日《南方都市报》郭翠日先生的“来论”我们知道，今年春节是济南市解除鞭炮禁放的第四个年头，济南市民燃放烟花鞭炮的热情开始降温。“孩子们更多的是去看电影、玩游戏，或跟着大人出去旅游。”济南市因为燃放鞭炮而致伤的人数明显减少。文章还告诉我们，杭州华庭云顶小区八成业主拥护“禁放”，通过民主决策出台规定今年过年不放烟花爆竹。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郭翠日先生把市民燃放烟花鞭炮的热情降温归功于“政府顺应人心，解除鞭炮禁放”，我觉得有失偏颇。具体来说，我不同意把降温只归功于解禁。前些时候实行过的禁令，应该也有一份贡献，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有对比才会有深刻的认识。

　　郭先生认为，市民认识燃放烟花鞭炮的弊端，需要一个过程。说得很对。但是曾经实行过燃放烟花鞭炮的禁令，市民实际体会过禁止燃放烟花鞭炮的境界，实在是现在“多数”或者“八成”市民拥护“禁放”的重要基础。

　　也许有人会说，一直不发布燃放烟花鞭炮的禁令，市民也会慢慢体会到燃放烟花鞭炮的弊端。我不反对这种设想，也相信不管怎样，市民迟早会体会燃放烟花鞭炮的弊端，只是时间会延长许多许多倍。

　　郭翠日先生正确地列举了污染环境、制造噪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等燃放烟花鞭炮的弊病。至于他假设燃放鞭炮的习俗有可能“不禁而止”，我们也不必介意。但是他说，到那个时候，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如何才能保留这一传统文化习俗了。这个担心倒实在不必，因为所有仍然实行或者曾经实行的禁令，都明确规定了禁止燃放烟花鞭炮的时段和区域。在那些时间或者那些区域以外，市民还是可以燃放烟花和鞭炮的。

　　郭翠日先生引据的济南和杭州样本，是政府禁止市区燃放烟花鞭炮深得民心的有力佐证。三年前，一些人祭出“传统”和“文化”的大旗，渲染“传统自有活力”，“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并且宣传什么“大多数民众都同意不放烟花鞭炮就不能算过年”，批评“地方政府强行贯彻禁鞭法规”。想想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陋习，“传统自有活力”真的不值一驳，现在郭翠日先生的文章还让我们知道，“大多数民众”云云，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文化文化，多少东西假汝而行。体现民众利益的相当不错的法规，在所谓“传统”和“文化”的讨伐之下折戟，就是前几年在一些城市发生的故事。

　　为了说明不应该禁止燃放烟花和鞭炮，除了“文化”和“传统”以外，顾则徐先生2月12日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还拿西班牙并不因为会导致死伤而放弃斗牛（似应为奔牛）说事。问题在于，与奔牛节目不同，燃放鞭炮的污染，具有非常“霸性”特点，那就是它的强加性，不喜欢的人没法躲避。哪怕99个人都厌恶鞭炮，只要有一个人燃放，那99人就要受罪，污染的后果就绝不会轻。要保障居民不受燃放鞭炮的污染（包括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伤害危险）的人权，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如果政府不在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法规适当禁止燃放鞭炮烟花，不讲场合不顾他人乱放鞭炮的陋习就难以扭转，居民的烦恼就无法解除。难道不是这样吗？相反，即使99个人都喜欢围观奔牛，哪怕只有一个人不懂得欣赏这种“文化”和“传统”，他也可以几步路就走到安全的地方，他还是能够实行他不喜欢的权利。

　　像现在广州这样，一方面城区禁止鞭炮，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大年初一在珠江河面开阔的白鹅潭燃放烟花，不是很好吗？实在要放鞭炮，跑远一点离开市区，还是可以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