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浩然的去世又将引起人们对其人其文乃至“文革”文艺的反思和评论，这是很自然的。浩然自己在生前曾说，对他的争议还在持续，有些人对他的事情并不了解，许多作为攻击要点的细节不准确。因此他认为自己必须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其实，对于这位曾经是中国最多产、最有影响的作家而言，对其作品的真实价值的认识和评价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方面浩然本人也曾有所言说，但遗憾的是我认为他对自己作品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表现出反思的精神―――我并不是说他必须否定自己过去的作品，而是说他没有直面某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那些发生在农村的惨痛历史教训。在1990年代末那一轮对于浩然现象的热议中，他明确表示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相反仍引以为骄傲。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为浩然的创作和政治问题作出辩护，他认为“浩然的作品反映了共产党领导农民通过互助组合作化集体致富的道路和事实，那种对浩然作品的否定性批评，实际上是对我们党17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我认为这的确接触到问题的要害：无论人们如何肯定或否定浩然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则还是要看其作品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现实还是粉饰和歪曲了生活现实。我必须承认，浩然流畅地讲故事的吸引力，他对人物行为、性格的描写和揭示能力，他对农村日常生活的熟稔和认同，都曾经深深地感染过我们这一代人。但是假如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根本就不是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那么无论他的文本写得如何情节生动、性格鲜明、如何充满了泥土的芬芳，都是大有问题的。

　　在合作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尽管已有了各种强制性的手段，但自愿加入、民主办社的原则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来。遗憾的是，到了1955年，随着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受到错误批判，原先的稳态政策一下子变得急剧冒进。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从原定的三个五年计划变为4年就完成。结果出现许多农民收入减少、一些社干部作风恶劣乃至各地不断发生退社风潮。1957年7月，在反右斗争的影响下，合作化中出现的问题、鸣放中出现的言论都被看做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结果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乱拉乱斗的现象。这就在农村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本态势，也为急于在农村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扫除了障碍。1958年夏秋之间，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浪潮中骤然遍地出现，供给制、“共产风”和公社食堂一哄而起。种种负面的积弊在1959年开始出现的所谓“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面爆发出来，可以称作是带来了空前灾难和遍地饿殍。1959年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口死亡的事实。根据一份档案材料，1960―1961年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中有6万饿死，并发生了63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今天的历史学家大都同意，1958―1961年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人为惨剧，有学者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认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有四千多万。

　　浩然在1962年开始创作《艳阳天》，作为一个自认为对农村最了解、对农民的命运最关心的作家，上述这些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是否没有可能知道呢？能否仅以一句“时代的制约”就把作家的良知与个人的选择都掩盖住呢？这些都是值得追问的问题。艳阳金光真或伪，兼问苍生与鬼神。我们可以访问大饥荒的幸存者，浩然可以叩问泉下的鬼神，各式各样的答案一定会很有意思。

　　同样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秦兆阳在1950年代提出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提倡的是诚实的现实主义，对于非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天堂的肆意夸张是一种抵制。同样是写农村题材，也同样是在思想伦理的层面上展开对于农民命运的言说，柳青写于1959年的《创业史》就不同于《艳阳天》、《金光大道》，它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方面更具可信度。我认为，艳阳和金光的确在诸多方面都具有永恒的标本意义，比如：它们可以被看做是符合和诠释某一种文艺思想体系的农村题材经典之作，它们也可以给后人揭示出以文艺粉饰与歪曲生活现实的深渊、歧途，还有所谓创作方法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话的破产。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