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文艺家都反对文艺政治化

　　贵报昨日发表社论，借新任的省文化厅厅长的讲话，阐发了广东文化之所以积弊横生的原因，那就是：文艺更多地服从政治意志或长官意志，忽略了文化本身的规律，尤其在创作上因此受到禁锢，自由的心灵成为奢谈。社论用心良苦，指陈文化界的病症，希望文艺界和文艺家们警惕，回到正途。

　　然而，文艺为人生、口说我心固然是正道，但并非所有的文艺家都赞成这点。想必还有数量不菲的“钦定”艺术家已习惯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而拥护文艺为政治的附庸。要知道，文艺服从于政治建设的考量，其结果表现为得失兼备，但究竟是谁在得到，谁又在失去，恐怕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那些希望文艺纯粹化的人而言，政治文艺带来的是压抑，是不断强化的镣铐，他们定然是觉得失落的一群人。

　　与这些人相对应的，则是另外一群立场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或者也以艺术家自居，而他们的本钱恰恰是政治文艺所赋予的。他们不反对政治成为文艺的主宰，他们甚而认为这是文艺的唯一选择。这是高唱赞歌的一帮人，自觉向文艺为政治的旗帜靠拢，进而求得安身立命的地盘。如此，他们不愁饥寒，日复一日，只是在撰写颂歌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同路人。

　　这样的人其实充斥文艺界，他们构成了最重要的文化势力。比如，文化界的组织机构是他们负责日常运作的，文艺界的标准是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文艺家的头衔是他们颁发的。除了文化真正的魂魄是他们无法统治的外，其他一切差不多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试问，在这样的格局下，文化要主动地向政治告别，主动摆脱自身的工具性价值是何其困难！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当服从政治压力和意愿，文化充任粉饰之用的同时，文化的真正血脉还在生长，并且借助民众的欢呼获得荣耀。在民间，在自由的创作者、书写者那里，文化坚守普世价值，倾向世界和众生，以永恒的创作和姿态粉碎“大一统”的政治企图。谁是御用的文化者，谁又是在做真诚的呐喊，民众清楚知晓，并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政治驱使文化、文艺的过程，是不可能实现永久蒙蔽的。

　　现实地看，文化与政治间的纠缠不可能很快终结。对那些主持者来说，文化界需要的只是微调，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妥协而不是决然抛弃。政治依旧会在一切可能的舞台上施加它的影响。文化的蒙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擦拭干净。不过，所有文化界的人士都该扪心自问：文化的德艺双馨究竟该拒绝指向哪里？

　　□上官本寂

　　人大收权，过于理想化的制度召唤

　　3月24日南都社论《立法招标难除弊病人大收权才是正途》剑指近日山西省太原市人大的立法招标创新，社论认为“立法招标终究难以成为立法的常态模式”，只有人大收权才是“道德上、宪法上”的正途。

　　笔者所学的专业是宪法，对于这样的呼唤当然乐于见到。但是从实践操作层面去考量社论那充满理想化色彩的制度召唤，不能不说，人大的立法收权在现在的法治境遇下有点剑指偏锋———不考虑实践操作领域的可行性，甚至也无法真正顾及所谓“道德和宪法层面”的指标意义。

　　果真人大收权，效果是否真的天随人愿？探讨问题，我无法回避现实境遇的操作前提。以社论所涉及的人大立法收权呼唤观之，笔者以为，难免有些理想主义的书斋情绪。在无情的现实条件下，人大立法收权（尤其是不具备“利益各方的意见博弈”条件的地方人大）恐怕很难达到媒体所期望的制度操作标尺，只会依旧暴露“缺乏民意互动途径，阻却专家进言渠道”这一地方人大立法难以回避的真实缺陷，而且其非专业性的现状也将一再露怯。

　　在无法达到“法律所涉及的利益各方的意见之平衡表达、汇集、辩论”的情况下，谁又能否认这一“立法招标”不是一种不得已的次优选择？毕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律师事务所、法律专家”等相较于行政部门而言更中立，相较于人大现状而言更专业。是的，“立法不是一项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过程”，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先将立法变成一个技术过程，起码将立法回归技术的初始层面。

　　□萧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