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之问

　　●广东的工业技术升级（引进、消化、吸收及创新）问题。广东应否制订一个全面的计划推动工业技术升级？

　　●技术进步在经济中的贡献问题。如何在传统制造业、重化工业、服务业等产业中用提升技术进步的办法来增强产业竞争力？

　　●提升广东的基础研发能力问题（研发占GDP比例偏低）。广东如何使自己的研发能力达到国家和亚洲级水准？深圳、广州、东莞是省内仅有的三个有资格在基础研发方面烧钱的城市，关键是这些钱该怎么个烧法？

　　●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大学和科研机构完全由政府拨款，但对科技专项资金的使用却无法有效监督和评估的状态如何得到改变？科技发展如何与产业更紧密结合？———摘自《岭南十拍·南粤十一问》

　　2008年3月14日，北京宝辰饭店，广东解放思想论坛。

　　国内数十位知名的专家学者聚集于此，为广东的未来号脉。将珠三角与长三角对比，是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专家们也不不例外。《南粤十一问》网文作者金心异在此间提出他的思考：“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长三角对研发的重视。”

　　“珠三角还有竞争力吗？”“珠三角还能重续辉煌吗？”……各种各样的质疑早就甚嚣尘上。人们对于珠三角的未来看看法不一，有乐观者有悲观者，不过，给珠三角开出的突围“药方”，核心则大多一致，就是珠三角的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而目前产业升级中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对技术进行一场革命。事实上，珠三角乃至广东所面临的难题，实则是一个国家命题，在“中国制造”遍地开花之后，中国产品的的技术低下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实现向“中国创造”的飞跃，不只困扰着珠三角和广东。只不过，人们冀望广东能再一次给全国带来先行的探索和效效仿的范本。

　　不转型就转移

　　2008年1月3日，元旦刚过，很多人还沉浸在新年到来的喜庆中，小黄却没有这份心情。小黄是深圳宝吉工艺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这一天，他和很多同事来到位于龙岗雪象村的厂门口，不为上班，而是向厂方讨要欠薪。“公司要倒闭，再不讨就白干了。”小黄说。

　　一切都变得那么快。

　　宝吉曾经拥有着无限风光。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工圣诞树生产商，宝吉一度占据全球近80%的市场份额，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其圣诞树在国际市场十分抢手，订单往往是很早就被争抢一空。

　　而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原材料价格、工资水平上涨等，宝吉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升，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生存危机越发凸显，以致最后不堪重负。

　　事实上，因为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而被迫转移甚至是关闭的企业在珠三角地区乃至广东省已不在少数，甚至已经被当作一个现象受到关注。

　　2月26日，全球最为知名的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对珠三角区域的产业转型表示关注，文章指出，在过去20年里成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如今正面临着成千上万家企业弃之而去的境地，并预测今年将有10%也就是大约7000家港资工厂会停产。

　　《华尔街日报》给出的数据暂无法证实，珠三角地区企业有没有、会不会大规模外迁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高速发展20多年之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已亟待破局。

　　“企业外迁的核心原因是技术水平的欠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查振祥说，遍布珠三角地区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往因为在劳动力、政策等方面和其它地区相比具有优势，可以一时掩盖技术缺乏的不足，但是一旦这些优势丧失，企业便会面对发展甚至是生存的危机。

　　“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大量外资企业，即便是有技术，也是拿来主义。”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告诉记者，这是广东技术研发的明显特征，到目前，以珠三角地区为主的广东企业技术依存度达到60%，主导产业则在70%以上。

　　上述现象近年来得到官方和企业的重视，科技和研发投入逐年上升，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较新的2006年统计数据，2006年，在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企业办的科技机构已经增加到1279个，科技人员超过20万人，增幅均在30%以上。而研发投入也是持续增长，当年投入经费达到274.08亿元，同比增长37%.

　　同时，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专利申请量，广东也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首，发明专利更是在2005年突破万件，超过北京成为全国第一。

　　数据只是相对的，有对比才更具说服力。同样是广东省统计局关于2006年的数据，显示全省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只有16.7%，同时，有8成企业没有科技机构，而这些大中型企业科技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1.3%，特别是研发经费占的比例只有0.8%，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2.5%-4%的水平。

　　“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转型，要么转移。”查振祥认为，即便是转移，也只是一个权益之计，如果企业不提高技术研发水平，转移只能解一时之痛。

　　低技术陷阱

　　在倒闭前几年，宝吉公司就逐渐尝到苦涩的滋味，据了解，2003年以来，生产圣诞树的利润就每况愈下，到后来，每棵圣诞树厂商只能赚大约两毛钱，利润少得可怜。即便在前几年辉煌时，利润率也只有20%上下。

　　像宝吉这样的，在珠三角地区并不少见。事实上，珠三角地区不少制造业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低利润的夹缝中求生存，说得不好听，很多厂商在给别人“做嫁衣”。

　　东莞一家玩具厂管理人员蒋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所在的企业是给一家国外知名玩具企业做加工的，他告诉记者，在以前利润率偏高的时候，企业生产每个玩具也只能赚到十四五元，少的只有两三元，现在的利润则更少。而别人拿出去卖的时候，价格都会增长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我们只是赚个辛苦钱，大钱都让别人赚走了，我们栽树，别人乘凉。”蒋先生苦笑着说。

　　如蒋先生所说的，低利润策略在珠三角地区制鞋、制衣、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被广泛运用，同样是玩具行业，媒体就曾经报道，知名的芭比娃娃在市面上可以卖到10美元，而生产企业能得到的只有50美分。

　　专家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误区。“是低技术陷阱。”有专家更为直截了当，认为这正是珠三角地区企业如今陷入的困局，因为缺乏技术，只能从事整个产业链条中最底层的加工环节，企业能获得的附加值也是最低的。

　　没有技术赚不到大钱，这是个并不难懂的道理，为何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要乐此不疲呢？

　　“不是说企业对技术不重视，而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背景决定的。”查振祥说，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是在承接香港、日本以及欧美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转移过来的基本是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高端的还是在境外，企业如果要进行技术升级，一是需要购置设备，重新投资；二是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不能一蹴而就。”

　　在查振祥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现在还能赚到钱，并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郭万达也支持这个观点，他认为，珠三角地区因为是外源型经济，资金和技术来源受制很大，企业研发动力不足。

　　“和广东的文化氛围也有很大关系。”郭万达提出，广东的文化重实干，在改革开放前30年这种思想比较有用，哪个快用哪个，哪个省心用哪个，哪个便宜用哪个，哪个投入少用哪个，“但是这种文化跟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是相悖的。”郭万达认为，创新和研发需要看得远，需要投入，需要耐心，需要容忍失败，这些都跟广东的文化价值有分歧。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方兴未艾之时，学界就已意识到这种产业模式的弊端，“当时学术界就提出来‘三来一补’不是长久之计，是没根的，要及早提升技术水平。”查振祥回忆说。

　　可是，学术界的提醒并没能让政府及企业先知先觉，直到进入本世纪，一些地方政府才开始陆续重视技术升级，而企业则还要晚一些，此时的珠三角，已陷入这个“低技术陷阱”而难以自拔。

　　“自主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还没有到达攻坚的关键时刻，现在政府叫得起劲，企业多数还在观望。”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表示，企业现在比较优势还在，低成本低价格还可以用一段时间，所以在自主创新的集结号吹响之后，反应和行动并不积极。

　　和丁力一样，不少专家也看到这样的苗头，有专家认为，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许多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和提高工人素质，在他们看来，更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划算，担心珠三角地区以及广东企业会在“低技术陷阱”中越陷越深。

　　查振祥对此观点也表示认同，不过，他认为，这个“低技术陷阱”并不会无休止地陷下去，“现在企业觉得多雇人比更新技术好，是因为还有人可雇，等雇不到人时，便要了断了。”

　　查振祥分析说，改革开放前30年，广东得到了人口红利的机遇，成千上万打工者涌到珠三角地区，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打工的现在大多要回去成家，现在在广东打工的主要是“80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下降，加上读书条件的改善，他们一般不愿意打工，特别是低端的工种。“所以，不出十年，广东廉价劳动力条件将逐渐失去。”查振祥说，到那时，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低技术陷阱”对广东来说，也将不复存在。

　　钱和人的难题

　　如果要提高技术水平，有两样硬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广东全省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为502亿元，其中政府资金49.33亿元，企业资金393.89亿元，企业资金投入占了大头，接近80%，而政府资金只占了不到10%.

　　而广东省统计局对2006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分析显示，当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381.92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达350.47亿元，占筹集总额的91.8%，来源于政府部门的经费和来源于金融机构、国外等其它渠道的经费加起来才占到8.2%.

　　“政府投入太少了，占经费总投入只有10%上下，这个数字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3.”广东省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连全国平均水平都达不到，更别说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发达国家，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一般占到总投入的30%-40%，有的甚至更高。这位专家表示，企业因为财力有限，加上企业本身创新动力就不足，如果政府不出资金来刺激和补充，企业根本不愿做也做不了。

　　政府要投入也得有实力才行。金心异就提出，目前，广东省内对科技研发有能力“烧钱”的也只有深圳、东莞和广州，其它地方想投入财力也不允许。

　　“不主张全省都上。”丁力则认为，有的地方确实财力有限，但在技术研发方面，广州、深圳、东莞乃至佛山可以先干起来，没有实力的不能急于求成，没必要全省一哄而上。

　　查振祥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实力较强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个城市可以辐射到珠三角的大部分地区，可以带动实力稍弱的地区。

　　据了解，广东省科技厅曾经在《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研究》中提出，到2020年，全省科技经费投入要从2003年占GDP的1.34%提高到2.8%，其中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占全省科技经费投入总额的比例，应从2003年的10%提高到30%以上。

　　也许对广东来说，钱并不是大问题，更重要的目前已隐约呈现的人才困境。

　　“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查振祥说，对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技术升级来说，高素质劳动力的短缺将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也坦言，广东比较欠缺技术领军人物，产业技术工人也比较欠缺。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珠三角地区在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方面与京沪相比有不小差距，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7.26%，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仅为北京的36%，只有上海的不到50%.

　　说技术创新不能不说人才，而说人才又不能不说高校。“根据美国硅谷的经验，高校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硅谷由于斯坦福大学的存在聚集了大量高素质人才，这是硅谷发展的前提。”丁力说。

　　遍观广东以及珠三角地区，除广州外，高校资源少得可怜，不仅没法和长三角比，就连新兴的环渤海湾区域也是不及。据悉，国家211重点大学中，长三角核心区内就占23所，其中龙头上海就有12所，是珠三角龙头广州的3倍。环渤海湾核心区龙头北京有25所，天津有6所，是珠三角核心区的6倍。

　　在重点大学质量上，珠三角也要逊色不少。此外，在万人拥有的科技人员比例上，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所占的贡献率上，长三角、环渤海核心区也要明显高于珠三角。

　　“技术源自高校。”查振祥说，“广东有一亿人口，有100多所高校，台湾2000多万人口就有100多所高校，香港七八百万人口就有8所世界一流的学校。”他建议广东拿出气魄和力度，未来十多年内再办几十甚至上百所高校，使得广东的高校总数能达到200多所。

　　不仅是高校，广东的科研院所也相对缺乏，而这也是技术创新人才的一大来源。“国家科技资源的布局一直是北重南轻，华南地区在布局里未受到重视。”金心异分析说。

　　据统计，广东省属科研院所研发经费仅占全省总数6.5%，远低于全国28.8%的水平，由此也可见科研院所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程度。“技术创新能力主要由科研、高等教育机构的存量和人才存量构成，这是技术基础资源。”有专家表示，广东应在上述方面着力改善，增强基础实力。

　　不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郭万达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珠三角地区某些城市确实缺乏科技资源，比如说东莞，但整个珠三角并不缺。”郭万达认为，如果把香港、广州加进来，在150公里半径里面，整个城市群的科技资源还是比较雄厚的，“跟北京上海比可能差一些，但跟西安武汉这些科教优势地区有一比。”他建议推动香港、广州的科技资源向周围扩散，整合起来形成流动，而不是单打独干。

　　“制度重于技术”

　　也许，对广东来说，在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储备之后，资金和人才都要优于内地许多城市，在专家们看来，制度创新才是广东这场技术革命的瓶颈和关键，尽管技术升级是一门很“技术”层面的学问。

　　“之所以企业在自主创新口号提出后没什么行动，在观望，很大程度在于制度还没有完全配备。”丁力说，比如说自主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那么金融业就必须跟上，但是现在的金融服务是滞后的，这是与制度落后有关系。“又比如产权制度，也是不利于创新的，法制也是比较落后的，司法独立问题如何解决。”丁力认为，这些配套制度缺乏实质性变化，导致企业行动不积极。

　　“在现有体制下，企业创新或许要比不创新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企业当然不愿意。”省社科院一位专家说。

　　“制度重于技术。”郭万达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书名表达他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谈技术都只能是小技术，拿来的技术，而不是大技术，核心技术。

　　关于制度问题，受到诟病已久的科研体制“两张皮”问题更为人们了解。所谓的“两张皮”主要是指科研与生产的脱节，也就是说，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难以产业化，而广大企业盼望技术却又得不到。据统计，在我国，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的项目数为零的占74.5%，意味着七成多的科研成果在苦苦研发出来后只能当成摆设欣赏。

　　“从立项到投标等都不能与企业和经济脱离，具体的科研项目应该是向企业去征集，跟企业结合，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才不会束之高阁。”查振祥说。

　　据了解，从1998年起，广东就在科技体制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的经常性事业费进行减拨，直到最后一分钱都不拨，让科研机构面向市场。不过，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伴随着阻力和问题的不断出现，直到目前，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仍在继续。

　　科技体制的改革是与技术革命直接相关的，事实上，正如丁力所说，配套政策是否完善也关乎这场技术革命的前途。

　　仍是回到钱和人的问题，如何拓宽资金投入渠道以及吸引人才都需要政府在制度上予以进一步扶持。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认为，金融服务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企业资金不足可以吸引风险资本，但现在风险资本的投入和退出机制都还不完善。”不仅是风险投资机制，信贷担保、创业投资、产权和技术交易等机制都需要完善。“还包括创业板，也需要尽快建立。”李惠武说。

　　而在人才方面，在外界声称广东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下降时，如何吸引“孔雀东南飞”也是专家所关注的。有专家建议，应当制定鼓励和激励政策吸引人才，如探索知识入股、技术入股、期权激励等多种分配方式，“现在解决高端人才的住房问题似乎更重要，房价这么高很多人不敢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对企业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氛围，鼓励企业创新的氛围。”相比具体的制度完善，郭万达认为文化环境更重要，他说，应当从制度上营造一种鼓励开放、鼓励创新、以及宽容失败的文化。他强调尤其要给中小企业同样平等、宽松的环境。

　　丁力说得则更为通俗：“要给企业一个环境，让企业感觉在创新上的投入就像把钱拿出来投到股票中一样，能看到创新的利益在哪里，觉得创新是有甜头的。”

　　“政府的引导至关重要。”查振祥也认为，政府除了要提供必要的环境外，更重要是出台措施引导企业去创新，比如对企业设立研发中心，进行科技活动进行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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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模式

　　说起技术创新，深圳在全国声名远播，华为、中兴、腾讯、朗科等都出自这里。

　　不仅如此，深圳在自主创新方面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官方将之概括为4个90%，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这被称为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对于广东来说，眼前的经验和模式是否可以直接借鉴或复制？

　　“在技术创新方面，政府能作为的十分有限，主要还是要靠企业。”金心异认为深圳的经验对广东来说很有价值，企业应当是主力，不过他也认为深圳政府层面的投入还有欠缺，需要加强。

　　“政府还是企业主导，目前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一致。”丁力说，深圳的4个90%体现了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推进自主创新，但是，东方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不一样，他赞成自主创新必须由政府主导，“韩国、中国台湾新竹等等，都是由政府主导的结果，政府甚至应该把高科技园区牢牢抓在手中。”

　　李惠武也认为，在技术创新中，政府不主导是不行的，“比如科研人员的户口问题、家属问题、小孩读书问题，这些如果政府不出面，企业是做不到的。”

　　“深圳的4个90%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查振祥认为，深圳先天不足缺乏高校，有条件的企业就自己建研发机构，再加上深圳成长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高科技企业，有实力开展研发，才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这种模式也有先天不足，企业研发机构偏重应用研发，是与本企业产品密切结合的，但是从区域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一些超前的基础性研发，企业是没有这个眼光的。”查振祥说，这项工作就必须由大学来做，毕竟企业的研发力量从技术水平到梯队传承都和大学没法比，“企业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大学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另外，查振祥还认为，深圳虽然建立了独特的自主创新体系，但是真正有技术的只有少数大中型企业，大多数中小型企业都没有自己的专利乃至技术，这也是一种弊端。

　　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见效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对如今的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来说，技术的革命已时不我待，毕竟一步慢，步步慢。

　　采写：本报记者 孙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