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问

　　●广东增强软实力问题。除了经济及产业竞争力，广东在软实力方面有哪些不足？如何增强广东的软实力，使之成为与北北京、上海并列的全国三大文化中心？

　　●文化创新问题。是否可以弱化僵硬保守的意识形态控制，激发广东的文化创新原动力？如何真正解放广东人民在文化创新方面的想象力？

　　●战略视野缺失及建构问题。广东如何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实力？除了官方控制的软科学研究体系外，如何鼓励建立民间独立的研究体系？如何建构广东人着眼于国家使命和全球拓展的战略视野？———摘自《岭南十拍·南粤十一问》

　　早些年有人撰文说广东人务实。言一衣衫褴褛者进一家酒楼，大模大样地往桌边一坐，气派十足地叫小姐上壶靓茶。正在服务小姐进退两难之际，但见那厮从屁股后面摸出一“砖头”，重重往桌上一砸，服务小姐这才放下一百二十个心来好生招呼那厮。你道为何？原来那“砖头”乃大哥大也，有钱的象征。撰文者说这就是广东人的务实。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岭南的务实之风最盛。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务实之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谋而合。但是，在今天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大视野时，广东人需要看到，乐道于经济GDP，而忽略观念的GDP、文化的GDP；陶醉于经济魅力，而藐视观念、文化魅力；沉浸于盛世的喜悦，而忽视精神的反思———其精神代价也是高风险的。

　　南粤务实之风由来已久

　　“务实”作为广东人的主要价值支柱，不仅受西风欧雨浸润，吸收了中华汉文化实事求是精神的丰富养分，而且有自身历史和种族的传统本根在支撑着。

　　古岭南交通通讯十分落后，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深圳文化名人胡野秋说，古岭南五岭阻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像其他地域那般根深蒂固，加上远儒性等文化特征，传统并没有成为自己的思想枷锁，儒家文化中注重形式等务虚的精神对广东人影响没有那么深。还有人认为古岭南条件恶劣，广东人的祖先深深意识到生存的艰难，因而讲究实在。

　　同为南方，江浙和广东的文化气质在胡野秋看来分别是悠然空灵和扎实无趣，这是截然不同的分野。广东处于大陆与海洋的交接点，是“末梢的前沿”，对内是末梢，对外是前沿，由于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频繁，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总是在这里打开缺口，饱受屈辱的经历，使广东人更懂得“实业”实在远在其它之上。如此看来，广东人的务实，既是环境磨出来的，也是皮肉熬出来的。

　　务实作为岭南文化的价值支柱，贯穿在广东社会和广东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先以吃为例，吃在广东，内地一些人会误以为广东人大吃大喝。实际上广东人宴请宾客一般不铺张，以吃饱、吃好为准则。北方人到广东人家里做客常觉不尽兴，唯恐吃光了菜令主人难看，常有吃不饱的怨言。其实，席上菜肴一扫而空才是广东主人求之不得的。“AA”制吃喝首先在广东年轻人中流行。说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广东人互相接触之间很少讲哥们义气，倒是非常看重实际的东西，比如合作讲“有钱大家赚”以及“钱是赚不完的”。

　　难怪文化名人余秋雨这样形容岭南文化：它就像“早茶和花市”一样，只满足日常性和季节性消耗。

　　务实曾使广东先行一步

　　研究广东省GDP，可以发现这样一道弧线：在1979年之前，广东不过是中国一个欠发达省份，在内地当时29个省市中排名第23位。改革开放使广东在全国先行一步，名声鹊起，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一直稳坐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宝座。广东以务实精神顺应了历史的大转折。

　　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任剑涛看来，改革开放在广东启动，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其实力不足，一隅之地，不会在全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广东做试验成功，对大局有示范意义；如果失败，这里既不是政治中心北京，也不是经济中心上海，无关大局。

　　广东人常用“口水多过茶”来形容或怪责那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被人指为口水多过茶可是件丑事。在改革开放的实验中，广东人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务实”因素发挥到极致，创造了“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先干后说”等低调处世原则。当遭遇外界强有力的批评之时，广东人甚至提出要“夹着尾巴做人”。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架势，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务实是对虚夸时代的反驳

　　广东文化名人徐南铁说，广东的务实之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吻合，是对虚夸时代的反驳，是社会从政治至上转向经济为先的需要，是破解计划经济困局的良药。由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务实”就作为广东的经验之谈而成为整个中国对广东人的概括和赞赏，也成为广东人自己的骄傲。“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句话传遍大江南北。

　　20世纪90年代初，惠州市一位副市长提出“米袋子论”和“黑匣子论”。“米袋子论”是说：早上你拿了米袋子出去，晚上你背了米回来就行，不管你是怎么把米弄到手的。“黑匣子论”是说：经济生活好比一个黑匣子，只要一边投入，另一边产出效益就行，黑匣子里面的过程看不见也不用管它。

　　当时，有记者到广东企业采访常感不适应，记者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北方企业不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滔滔不绝，更没有为“宣传”做准备。而且，保密观念很强，很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诉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露给同行影响竞争，有的企业某些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直至今日，华为等广东籍企业仍旧刻意保持低调，很少召开记者会。

　　务实导致小富即安？

　　务实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可能是他的短处。徐南铁认为，任何价值观念都不免有时代局限。当年，广东以务实精神顺应了历史的大转折，迅速而成功地促进了社会的转型。但是今天已经与昨日大不相同，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大视野，如果还停留在低层次、工具层面的“务实”中，就很可能要为过去所累，以致堕入墨守成规的境地。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眼中的岭南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既有开放兼容，革新进取的积极一面，也有“小富则安”、“安于守成”的保守一面；既有百舸竞发争上游的竞争心态，也有安身立命求安乐的与世无争一面。一般处在落后、困难、险境时，积极、进取一面就更多凸显出来。广东人胆大包天，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

　　而在领先、佳境、顺利时，消极、保守一面就更多凸显出来。由此，就形成了近代以来广东一种奇特的“穿堂风”现象。岭南的许多“第一”，都是在岭南土地上开花，却在别的地方结果。如广东人最早“发明”了电影，电影厂却是在上海建起来并成为电影业中心的。当年，陈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启超也是在离开岭南以后才获得最大的成就。在西风东渐的大格局下，广东往往最先承接世界先进文明影响，然后南风北上辐射全国，在北方开花结果，但在广东本地却往往开花不结果，由先行变后进。广东人一方面思想很开放，但是，广东人又有安守本土，不思闯荡的心态。如比起浙江温州人全世界满天飞的开放发展形态，广东人就显得过于内敛守成了。所以，有人说广东人是“坐商”，浙江人是“行商”。

　　徐南铁担心广东人过度沉溺于“务实”而不免谨小慎微，缺乏开拓的精神，特别担忧和害怕失败。站在自己成就的基础上，患得患失，力求平稳，小富即安，并且常常以“务实”作为借口，来掩饰自己不思进取的怯懦。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很多江浙商人要跑到广东去拿货。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广东服装的强势，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东的服装商是“坐商”。而温州等地绝大部分服装、鞋类企业的网点布在外面，渠道线很长。

　　深圳文化名人胡野秋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一直在赞叹中行进，参观者的掌声和鲜花让这里飘飘然，于是觉得扬眉吐气了，过去没有的包袱也就顺便背上了，这是症结所在。假如把固步自封、患得患失的毛病算到先人的头上，那只能是“子孙不肖骂祖宗”。“我想还是从近些年找原因，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犯上‘富贵病’的，怎么把它治好，这才是关键。”

　　不擅务虚致品牌缺乏？

　　务实之风带来的忧患除了小富即安外，还有就是狭隘的务实使得广东人缺乏品牌意识。“我是一个典型的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最怕就是总结。”网友敏思是一个地道的广东人，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在专家看来，今天“名字”———即品牌、观念、文化，也能产生效益。广东著名文艺批评家黄森林说：“区域文化中过于务实，就会导致狭隘、偏执，形成只看到脚下土地的短视。”

　　他指出，广东的城建规划、城市形象打造、城市精神的定位，比之上海较为逊色。世博会的建筑，上海出了好些篇建筑美学的谈话，都是很有“世界眼光”，居于建筑美学前沿的。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百乐门”舞厅，成为上海的一个符号和名片，无一例外地作为场景出现在所有以大上海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去年，广东阳江打捞的“南海Ⅰ号”，其地位可与北京故宫、西安秦兵马俑并驾齐驱，成中国顶尖文物的三足鼎立之势。但是，“南海Ⅰ号”这个名字让许多文化和经济界的专家后悔不迭。“这个可以钩沉和打造无限文化经济价值（据说仅船上文物就值1000亿元，船的价值还未计算，更不论其他），属国宝级文物的‘宋代海下博览’，却取了个不伦不类的有如运沙驳船和打捞船般的名字。”黄森林说，从这个名字缺乏文化张力，可以看出广东人缺乏一种广阔的文化眼光和世界眼光。

　　与张爱玲同期的在上世纪30年代影响力甚至超过张爱玲的梅州籍作家张资平的被“遗忘”，也被文化界人士认为是广东没有品牌前瞻思维的表现。张资平是梅县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现在的读者似乎已经忘却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家张资平。孰不知没有张资平哪有张爱玲。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作家张爱玲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呷干舔尽，汁都捞埋，无处不在。而张资平却被我们置之被遗忘的角落，令人不胜唏嘘。”黄森林说到此似有扼腕之痛。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

　　胡野秋认为，对于物质文化的过度关注，必然会削弱对于精神文化的追索，感性的体验不能代替理性的超拔。务实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广东文化敏于行而拙于思，长于感性而欠理性。“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

　　太过低调导致文化边缘化？

　　在文化自信上，广东同样表现得务实而低调，极少与北京、上海叫板。而后两者向来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海派和京派分庭抗礼已久。

　　在广东文艺批评家黄森林的记忆中，“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的学术思想在19世纪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但进入20世纪后，广东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一代大师陈寅恪，曾经希望广东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但这一愿望至今没有实现。广东有个吴有恒，1956年就批评斯大林。“前辈或以一生灾难或者杀头危险换取我们今天的辉煌发展，如今我们有钱了，倒拿不出他们当年那样的恢宏气度和智慧。”黄森林说，改革开放初始，广东有影视剧：《外来妹》、《公关小姐》、《英雄无悔》等，在中国电视剧史中处于执牛耳地位；我们有四大名刊：《花城》、《随笔》、《家庭》、《黄金时代》，现在国内《读者》、《读书》崛起，广东难望其项背。广东曾是中国流行音乐大本营，现在已北移。湖南卫视通过《还珠格格》、超女、金鹰节几板斧，影响力已居地方台一哥地位，而《还珠格格》的版权最早在广东。“30年了，我们竟拿不出一部响当当的反映改革开放的史诗力作。”

　　广东文化的这种低调可以理解为务实，也可以理解为缺乏底气或自信。任剑涛以自己所在的中山大学为例，说它满足于成为华南最好的大学，从不与北大、清华等中国一流大学“较真”。胡野秋告诉记者，就城市决策来说，广东各地市习惯于请北京、上海的专家，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种习惯已经成了自然。任剑涛说，这种现象就是承认自己边缘化，缺乏自信的表现。

　　在广东的报纸杂志少见长篇累牍、旷日持久的争鸣和评论文章。广东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常常将目光停留在经济领域，习惯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民主建设的进程等缺乏应有的兴趣。在《岭南十拍·南粤十一问》中，网文作者金心异提出，广东人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更缺乏战略研究。胡野秋看到的现状是，北京、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都在体制内，而广东的情况是“藏艺于民”、“藏智于民”、“藏思于民”。他提出，很多闯广东的人，来之前都有很好的学术思想储备，但他们未必在体制内的政府研究机构，他们的思维往往更加自由、视野往往更加开阔，如果用好他们，对于广东的理论建设将是裨益非凡。“当然光喊‘重视人才’是不够的，我们要有切实的办法与措施，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解放思想，比如，能否设立面向社会人文学者的研究基金，对他们的研究选题给予签约，成果给予资助出版，优秀成果给予重奖。文学界现在有‘签约作家’，社科界难道不可以有‘签约学者’吗？”著名画家刘斯奋在岭南文化大讲堂上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上的岭南，文化巨子不时出现，却从来没有出现群星璀璨或众星拱月的局面，往往是某个大人物突兀而起，却看不到一个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长盛不衰的流派。这些，与文化创造力不足有关。

　　■展望

　　放开想象力创建新文化中心

　　“也许我们无法受用全本京剧《群英会》，但我们可能欣赏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也许我们无法接纳一座飞檐式的唐代建筑，但我们可能喜欢一座四不像的”库哈斯式“的后现代建筑；也许我们不去捧场一个刺绣艺术展览，但我们可能更愿意赶到某个行为艺术的现场……在广东，青年文化的发展是相对突出的。”深圳文化名人胡野秋透露，在不久前举行的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研讨会上，一位与会者的发言让他印象深刻。

　　胡野秋提出，广东正在实践着文化反哺的道路，深圳市提出要将“两城一都（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设计之都）”建设提高到文化立市的高度来加以实施，这在胡野秋看来就是文化反哺的实例。如钢琴教育一直是深圳文化的一个品牌，继李云迪、陈萨之后又有左章、张昊辰等小琴手频频在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冠；深圳设计业也在阔步发展，设计界领军人物王粤飞、陈绍华、张达利等成绩斐然。

　　移民文化容易创新

　　而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具有移民文化特征的区域是最容易创新的，广东恰恰具备这种培育创新文化的特征。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广东历来就是一个移民大省，历朝历代，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不断在种族上、文化上进行着优势杂交。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外省人像潮水般涌到广东打工。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人到外地求学、就业，与外省人结婚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几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劳动、创造，他们带来了内陆地区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在改变。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潮州这些大中城市，人们的衣着品位在变化，阅读兴趣在变化，婚姻观念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

　　应谋求特别文化地位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在任剑涛看来，广东应有一个加州气派的定位。广东要像美国的加州那样充满自信地在全国谋求特别的文化地位。加州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东部的经济体系，而且在文化上，相对于纽约、波士顿等，它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相对应的加州气派的东西。从经济上，广东省在全国第一的地位暂时无人撼动，广东GDP占到全国的近1/8.任剑涛提出，广东应该在文化上树立自信心，坚信自己可以与北京、上海分庭抗礼。希望广东发挥自己的特点，通过战略谋划，对广东重新定位，在文化上保持开明的政策，使得广东成为中国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采写：本报记者 唐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