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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卖国贼”或类似的詈骂近来成为国内互联网上的流行语言之一，本报（经济观察报）网站的留言板上，数量可观的谩骂仍然留在那里，这源于本报评论员对“抵制”发起者们拟议中的行动可能给中国制造商带来的困难表达了担忧。我们可以并不心虚地说，对这个仍在持续发酵中的“抵制”事件，在道理上是牵强的，在技术上是得不偿失的。实在地说，对正常合法的商业经营加以政治化对待，与已被更多人所反对的把奥运会政治化处理之间，两者本质上并无二致。

　　这种动辄删繁就简、移难就易的粗暴判断、划线方法，有人类思考模式的普遍性原因，也基于独特文化和政治谱系的熏染、承传。“亲不亲，阶级分”，仅凭一纸“成分”就能成为划清敌我的简易法宝，理念稍有差异即以至少九顶铁帽子分别伺候，这样的时代距今不过三十年。再近些，近十年来，台岛上的“文化大革命”中，划线的方法亦相去不远，如此形迹相近，谁说不是共同的文化和政治遗传的缘由呢？这类命题的特点就是在公众中抛弃或避谈已有、或有、可有的共同与共通，而把具体的庸常的事务性的分歧提升并异化为根本性、是非性的断裂———这些用来划线的杠杠，貌似简单易晓、便于取舍，实则粗暴分割、强趋站队、非此即彼、隐含胁迫。

　　这样的划线文化不独我有，让愤怒年轻人切齿的法兰西更曾是此道里手。人民的革命胜利了，曾因深入大众普及平等理想而有着“人民之友”名声的拉法耶特，却若非逃得快便给砍了头。因为他理想里要的是由平等而至的民主，而非不管什么名义下的专政，更非天天把人排队送上断头台，且甄别依据往往就只是“出身和成分”。即便是“人民之友”，不逃也只有等死。

　　在国际政治波折中，公众的情绪则往往会表现为更易愤怒、草木皆兵，敏感、不自信与受害者心态交织。这不仅体现在一些年轻人汉唐旧梦式的口头禅，以及过段时间总要发生一次的在国家、民族利益旗帜下的抵制这抵制那的网络、短信呼吁上，而且，也同样体现于受过良好教育包括西方文化熏陶的一些公众身上，他认为他的国家已经在尽力接受西方的文明，然而他和他的国家仍被认为是“外邦人”，在一些地方被冷淡，在一些地方被拒绝，在一些地方被指斥，于是由此转向愤怒以寻求从孤独中解脱，并在实质上回避他认为自己无能为之的文化和制度窘境。

　　全球化带来的“混居”状态，将使不同的独立体系随时摩擦与碰撞，一些坚固的城防和铠甲的棱角将被磨平，甚而可能变得柔软因而有了彼此的粘结、交汇与融合。现实中，它将致使人们更多地主动选择理性的谈判与建设性的妥协而达到目的，使得有力者的理想不能轻易靠威胁、对抗与杀伐而实现，而不管是谁的理想和什么样的理想。

　　4月19日经济观察报作者首席评论员孟雷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