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上首次针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状况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市将调整住房保障规划，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经济适用住房将采取租售并举的方式，以满足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夹心”家庭之住房需要。

　　近两年，广州与其他城市一样，开始形成了面向不同收入群体住房梯级消费结构的初步设想，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到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再到面向中等收入群体的小户型普通商品房，及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的高档商品房。不过，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主持的此次住房困难调查显示，在上述梯级结构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断层问题，也即，在符合享受政府住房保障的家庭中，有一部分人达不到廉租房条件但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他们希望能够承租一些租金比廉租房贵但又比市场租金便宜的经济适用房。

　　今年年初，建设部极力倡议在福建、北京等地试行的“经济租用房”或“经济性租房”，似乎能够满足这部分家庭的住房需求。按照目前的解释，这类房屋是指政府或企业持有一部分房源，并将这些房屋以一定价格出租给特定人群，这些房屋的租金和居住条件要好于廉租房。这种福利性住房介于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之间，可为大量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城市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政府面对市民的复杂结构，不断细化福利性住房的品种、调整不同福利性住房的结构，以更有效地解决市民住房问题的这些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按照这样的趋势，除了占城市人口20%的所谓高收入家庭之外，大多数城市家庭将被纳入到政府福利性住房保障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民众之福，至少政府愿意掏腰包为民众的福利买单了。

　　不过，这一相当全面的住房福利规划，至少在目前，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说是纸上的馅饼。相关城市政府用于福利住房供应的资金，相对于广泛而强劲的需求，很可能是杯水车薪。而且可以预计，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近几年内不可能突然剧增。

　　虽然政府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十分迅速，但似乎也捉襟见肘。从目前的经济增长迹象看，财政收入增长未必能够继续维持前几年的高增长势头，政府如果要解决住房福利的投入问题，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继续操纵土地财政，这将会把更多的人逼入低收入群体行列中；要么增加税收，只是中国民众、企业目前的宏观税负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更进一步说，从理论上看，政府试图包揽如此广泛的市民家庭住房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政策目标。没有哪个政府能为百分之七八十的家庭提供住房福利，即便是不少人羡慕不已的新加坡、香港政府，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更何况，内地各大城市制定任何住房福利政策的时候，都必须注意一点———尽管各城市当局都有意地忽略这一点：与香港、新加坡不同，内地尚处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目前居住着大量非户籍人口，还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不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城市政府迟早都要面对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问题。假如延续现有的住房福利模式，政府财政将被彻底压垮。

　　这一点可能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后果：城市政府为了控制自己的财政负担，很可能会更为坚定地拒绝向外来人口开放户籍。而那些享受政府福利的户籍人口，也会支持政府的这种自私而违宪的做法。一个日趋完善但封闭的城市住房福利体系，很可能会抑制中国城市化的健全发育。

　　作为共和国第六次机构改革后出现的“大部”，建设部已经晋升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见在政府指导工作中已将住房保障问题放在了首位；而以“城乡建设”取代“建设”，则突出了村镇建设和城乡统筹的意义。民生大过天，一定的住房福利确实是必要的，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在土地、住房、税收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应当能够使大多数居民有能力、有意愿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否则，这个社会的上述制度安排肯定出了问题，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城市民众觉得住房是个问题的缘由。政府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是变革上述种种制度，让民众能够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举例来说，郊区农民建设的小产权房其实有助于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城中村的住房也有助于城市贫困人口、尤其是新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当然，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也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地价快速上涨的预期，从而抑制房价不正常上涨。

　　政府如果想真心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就该迅速推进这些方面的制度变革。优良的制度对民众来说是最可靠的福利，对政府来说是成本最低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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