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召开年度第一次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今次为首次公开规划会议，专门设置了旁听室，邀请市民和媒体记者30多人通过视频观看和旁听会议，规划委员会审议规划方案的全过程清晰可见。按说城市规划引入公众参与，广州可谓不输人后，不过，因为此次会议的专家讨论环节不对现场旁听公众开放，只能通过电视看专家的“无声”讨论，这引起了不少市民代表的不满，认为应该让专家与市民意见互相激发，“如果闷不吭声就表决了，我们过来还有什么意义”？

　　相关新闻： “公开”打折扣现场挨轰  

　　据广州市规划局解释，不公开规划会议的专家讨论环节，这是国际惯例，目的是为了保证委员发言客观全面地反映其本人的意见，但也会听取市民代表的意见，将专家委员意见汇总后向市民公布。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合理合度，可以信任。一个规划方案的成形确定，既有专业的科学意见，也有公众的民主诉求，其所聚合的是科学与民主的两大难题，个中关系确实不是民意至上就能轻易解决。城市规划委员会作为专门的议事机构，有其特定的专业表达领域，这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不尊重这种专业性，民意的表达同样会失之浮泛。

　　然而，市民代表就此表达不满，是否只是一种无聊的刁难，印证的只是某种积非成是的公民素质低下的论调？或者，以一种不敬的猜想，这可能会被某些当家作主惯了的公仆轻屑，谓之，给你面子却不要面子？我们认为，主办方如果真有这种委屈和轻屑，则缺乏自省之责更甚。因为城市规划至今，恰是公众长久失落至今。在名义上，市民虽是城市的主人，但在现实中，谁都知道政府才是城市的主人。正是因为城市规划在公众参与上的长期欠缺，才有市民代表初涉参与即不满连连。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给得不够，这就是当下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的现实。作为初试公众参与的广州规划部门，自然要有为历史还债的担当和气魄。

　　国内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实际上仍是新近之事。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且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应该说，城市规划引入公众参与，自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过，公众究竟以何种形式参与，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如何确保公众参与对改善决策的切实有效，这些仍是待解之题。如果地方没有这些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公众参与事实上还是只能流于形式。

　　尤其重要的是，在利益多元分化的转型时代，城市规划纠结了政府、市场、公众各方的利益，这些利益争夺通过规划专家的专业考量，最终落实在具体的规划方案上。这就使得一个兼顾各方的规划方案，必定只能在各方力量均衡牵制的格局中产生。任何一方垄断独大，或两方恶意结盟，且又缺乏独立有效的监管，都会造成对其他利益的重大损失。国内城市规划的利益格局，恰恰在于公众利益过于弱小，维权与表达无门，政府部门则长期垄断决策，甚至长期与市场达成利益同盟。这种情况下的城市规划，市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利益受损，而规划专家亦毫无尊严，只落得为领导描画蓝图的御用境地。如今公众参与逐渐开放，面对的正是这一长期扭曲的决策体制落下的“病根”。

　　因此，“如果闷不吭声就表决了，我们过来还有什么意义”，市民代表如此发问，其深切原因仍在于整个城市规划过程中，公众利益表达还远未足够，甚至在规划过程中忍气吞声的时代也并未结束。规划会议上专家投票审议，其专业发言固然有不向公众开放的理由，但在其他可以公开的规划环节，屏蔽和折损公众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却是毫无理由的。

　　当下不排除有城市规划的专业自大，轻视和排斥公众的非专业表达，但许多国家的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实践，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专业要求与民意表达的矛盾，完全值得国内借鉴。如美国就把城市规划分为十个阶段，不同规划阶段公众参与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市民更多的是在社区价值评价、目标确定、方案优选、规划修批和反馈中担当主要角色，在其他阶段只起促进或支持作用。而在市民起主要作用的这些规划阶段，则主要通过公众会议，以公众评议和公众听证会展开，具体的讨论结果对方案编制、审查、审批，全程都有真实效用。正是在政府、市场、公众势均力敌的现代国家架构内，以精细可操的制度来尊重和鼓励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才能真正实现科学与民主的良性搭配。

　　◎欢迎回应：shelun@188.com 南都网：www.nd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