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之 马光远专栏
王岐山到证监会调研也许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这不仅指调研的次日，国务院即决定下调印花税，股市暴跌数月的颓势可能就此扭转，外界惊叹：典型的王氏风格！更重要的恐怕是，他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软起飞”的全新理念。无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软起飞”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核心话题，监管层、投资者、学界都将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软起飞”进行诠释和解读，政府亦将为实现“软起飞”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彻底治愈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顽疾，为投资者真正向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转型而注入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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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证监会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和制定“软起飞”的战略大纲，而这份大纲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基本战略的重要构成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愿景和蓝图，这无疑令人振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目前而言，“软起飞”只是一个“概念设计”，是一张图纸，从一张图纸到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的完成，需要范式的转换和制度的张力。在中国股市本身的语境下，资本市场的所有问题，无论是暴涨的贪婪，还是暴跌的惶恐，集中到一点，无非是制度的残缺和监管的诸多缺位而导致的投资者严重的“信心贫血”问题，“软起飞”的前提无非是要解决投资者的信心问题，而信心的真正源泉，并不在于夜袭“大小非”、突降印花税这些临时的补丁和救亡措施———无疑很重要，但不是治本之策，投资者不能看到一两天的暴涨就忘记昨日的伤与痛。要真正走出暴涨暴跌的轮回和宿命，只有：通过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的改善，夯实“软起飞”的业绩基础；通过规则的完善和金融创新，夯实“软起飞”的制度基础；通过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夯实“软起飞”的法治基础；通过培养本土有学识的专家队伍，夯实“软起飞”的话语权基础；最后，通过不断削弱证监会的审批权，夯实“软起飞”的市场基础。
“软起飞”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上市公司有一个好身体，即公司本身有好的业绩，能给股东好的投资回报，否则说什么都是瞎掰。就我们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而言，尽管没有成思危先生说的只有400家有投资价值那么差，但也绝对没有纸面上显示的利润那么乐观。正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不乐观，才出现了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大小非”疯狂出逃的怪象。所以，好的上市公司是基础，只有在发行的时候，让真正有价值的公司上市，同时，有进有退，激活退市制度，淘汰那些没有任何投资价值的公司，并通过完善并购重组法规，鼓励市场化的并购，真正留在市场上的是有价值的，能给股东最大回报的公司，这是“软起飞”的前提和根本。
“软起飞”的关键和制度基础在于完善和创新交易规则。这次因上市公司恶意融资和“大小非”疯狂减持引发的股灾以及监管层对此的手足无措，将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残缺暴露无遗。在给已经有的各种制度忙于“打补丁”的同时，我们建议中国证监会制定未来五年证券立法的基本规划和清单，加快制度的“废、改、立”和创新工作，从稳定的长效的增强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的立场，尽快建立和完善防范资本市场暴涨暴跌的制度，增加交易工具，完善再融资制度。特别是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等重大制度创新，亦应稳步推进。一定要在本届证监会的任期内为“软起飞”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基础。
考虑到近两年来，本土的投行和专家队伍与国际投行之间的明显差距，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被外资投行所垄断。作为有利益诉求的国际投行，他们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这种垄断局面“俘获政府”、说服中国政府出台对其有利的公共政策，攫取政策暴利，进行金融掠夺，这已经成为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因素。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培养本土化的独立的有学识的专家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着金融秩序安全阀的作用，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实现“软起飞”的话语权基础，没有本土化的专家队伍与国际投行抗衡，中国资本市场永远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佣人和注脚。
最后，一个完善和值得信赖的监管机构与良好的信任机制的存在，是实现“软起飞”的法治保障。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监管最根本的价值不是效率而是公正，不是利益而是信赖。无疑，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所制造的“违法泡沫”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泡沫。我们看到近年来证监会在监管方面进行了很多制度化的努力，但是，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行为仍然猖獗有加，这和证监会监管理念的陈旧与落后不无关系。按照证监会目前陈旧的监管思路，即使证监会的人员再扩大100倍，权力扩大100倍，也仍然改变不了目前监管不力的现状。证监会必须放权，将证券发行、并购重组的审批权完全交由市场，同时，增加欺诈的司法成本，引入集团诉讼的强大压力机制，让市场自己监管自己。单纯依靠证监会的措施也许能恢复秩序，但却未必能建立起成熟的投资关系。
正如华尔街并没有被认为是美国主体经济———主街的附属品，而华尔街本身就是美国经济的“主街”一样，“软起飞”里程碑式地赋予中国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之尊荣，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战略性嬗变的一次重要契机，毫无疑问，与“软起飞”相应的大规模制度建设的作业必须正式提上日程，并且具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性。我们不能说别无选择，但是应该认识到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举棋不定，更无法以任何理由逃避一次关键性的制度选择的深思与决断，否则，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幻想。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