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皖的两桩大事件还在蔓延。胶济线特大事故的罹难者昨已增至71人，而400余名伤者继续煎熬于苦痛中。阜宁肠道病毒EV71的传染局面未得到控制，感染病例增加到惊人的1500多人，另有20名儿童因病夭折。至为严峻的是，传染病正快速向周边市县扩散，甚而越过省界，侵入河南，情势之危举国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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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人忧虑的是，国民身涉险境，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并非全是咎由自取。在众多安全事件中，人为责任或行政不作为挥之不去。稍远比如山西奴工事件，至新犹如火车相撞事故。在此类境遇下，集体并没有带来温暖，民众是孤独的个体，找不到有力屏障。涉事者茫茫然，不知何以自处；未涉事的，竟然只剩下祈祷一途，冀望于天佑平安，试图以运气躲避命运之诡谲。

　　政府之事当然繁复广大，国计民生都应该尽数覆盖，倾尽责任用之于民众。政府的正当性必然也包括让民众免于恐惧，免于无谓的伤害，免于乱局的倾轧，免于做系统错误的牺牲品。这不是凌空虚蹈的幻想，而是国民基本的需求。安全是一个人最低标准的需求，许诺给民众安全自然也是一个政府最起码的底线。大国的名与实，最终都要落实在国民的安全上，不然，幸福感又从何谈起？

　　由各种类型的安全事件推演至民众安全感的弱化，是对政府既常规又苛刻的考验。显然，政府做得还不够，频仍而惨淡的安全责任事故消磨民心，更冲击对政府的信任。民众的原则并不复杂，即从来不苛责所有安全事故一夜间消失，所存的仅是一再重申的常识，亦即：政府，包括它的官员能从血的代价中真诚面对责难，以此警醒日常的职守：不是要求官员有多么高明，只是希望政府恪守其职责，巡视其义务。

　　仅说安徽阜阳疫病，第一例死亡病例在一个月前就发生。即便医疗诊断水平有限，但大规模相同的传染病症状并没有引起政府重视，学校不设防，学生重回教室更造成疫情扩散。安全事故往往起于青萍之末，未能察见端倪，或察见而漠视，这是任何借口都不能塞责的。政府学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对国民确立细致的责任，进而以制度使其稳固。其使命无他，惟民众而已。

　　灾难当然有它累积和爆发的逻辑，胶济线特大事故仅仅因为火车超速？路基是否平稳？减速指令是否有传达？这些讯息都是应该披露的，不能被丝毫隐瞒的。道理很简单，只有对灾难成因的详尽披露，才能让民众看见一个透明的机制，才能够对亡羊补牢，不覆前辄有基本的信心。信息公开是官员问责的前提，一个习惯于闭门会议的系统确实很神秘，但怎么也不可能挽回一再失意的民望。

　　政府信息公开已是国家的法规，但它被潦草执行与应付的现实让人无语。阜阳政府辩解说没有瞒报，只是判断延时了。当传染病在城市里游走的时候，无辜民众懵懂不知。这样的局面何其熟悉？！在政府掌握一切权威信息的今天，只要是安全事故，总不难发现信息被筛选、被遮蔽、被权力玩于股掌的事实。灾难的积蓄，死神的徘徊，从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与封闭就开始了。遏制灾难，恒定安全，急需从信息公开求突破。

　　对于那些不幸的人，他们有权要求政府说明灾难的细节。同样，生者有权要求官员解释国民罹难的一切背景。与此相比，治罪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缺少坦诚交待的政府治罪，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同。类似的不满只会愈多地加诸政府本身。国大是政府的荣耀，民寡是政府的羞耻。若无消弭羞耻之心，政府的荣耀也会无从附丽，犹如国民的安全感一样。

　　想必，安全事故还会以差不多的形态重现，区别只在于地点的游移、程度的轻重。祈福死者宁静，祈祷生者安稳。很多情况下，“安全”的概念仅指行业某个准则。但对一再受挫的民众而言，“安全”在政府版的词典里，就是每一次血的教训能够换来一次切实的长进，不再使国民反复受难于同样的错误，那便是重建我们安全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