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颁布一年多之后，于今天正式开始实施。这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顺应政务信息公开的大势，表明了行政高层信息公开的意愿，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此前一年有余的准备期，各级政府因应即将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措施多有出台。为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工作，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施行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包括七方面问题共22条，新法实施氛围可谓渐趋浓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以广受瞩目，与渊源深远的行政专制与保密传统有关。革命政权历经洗礼，斗争哲学持续热销，敌情意识长盛不衰，政府信息要从保密走向公开，几乎也意味着政府从革命走向现代。且不论权力天生而来的保密嗜好，仅仅是使行政权力转过身来面向公众，已是走向现代的政府初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正是朝向现代政府转型的积极形式，是政府意志主导之下的主动进取。条例之外的信息，正是被这些灼热的期待所解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契合了不断走向民主化与现代化的政治转型，展现了行政机关自我变革的政治勇气，但也要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能脱离既有的体制平台，在政府集权、公众弱势的基本格局之下，信息公开的进展如何、程度如何，完全受制于政府意志的主观调控。因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仍是政府主导下的有限信息公开，行政权力之手难以自解信息公开之结，若想寄望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改变行政权力独大且不受制约的局面，既不堪其重也极不现实。

　　国内行政体系的信息公开，零散条文早有存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等就规定了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信息公开义务，乡镇政务公开、部门政务公开等形式也多有宣传，但效果流为敷衍，公众不以其当真。其实质就在于，政府自我意志主导下的信息公开，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难以到位，当公众关切遭遇权力遮蔽，权力始终是最后的赢家。这使公众知情权虽然在形式上受到了尊重，而实际的境遇却依然艰苦。这就是政府信息公开仍然要靠公民维权来不息推动的原因。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也还有更为细部的工作要做。比如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但同时又规定，信息公开前，行政机关应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天然会倾向于确定信息为保密而不予公开，何况据以判定信息界限的《保密法》、《档案法》都制定于上世纪，明显存在“标准过严、范围过宽”的问题。如果不对这些法律进行修改，条例的真正效果显然受限。

　　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的真正效应，只能靠权力制衡、透明公开的政治运作来保证。没有这种良性的政治环境，政府信息公开的实现，只能重复华南虎照的假而不倒、灾病疫情的以谎辟谣、新闻发言的过滤缩水这些怪现状，而深藏不露的密室政治、暗箱行政、闭门会议，仍将是真实运用的潜规则。当然，这些积弊深重的状况，显然也不是一部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可以全盘改变的。

　　与当前普遍的公共机构不透明、不公开现状相比，国务院行政法规所定义的信息公开，事实上只适用于行政体系。无论是代议机构人大、政治协商组织政协，还是司法系统的法院、检察院，尚不在此法规的适用范围之内。更广大的公共生活、更深远的公共领域，还远未走向透明和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效和有限，映照的是现实深处更多晦暗不明的角落。我们期待这是一个闪光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