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柏杨去世，人们纷纷撰文悼念。许多读者知道他，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可说是适逢其时。那个年代，正处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禁锢太久的思想需要突破。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让人想到鲁迅，也影响了不少年轻的思考者，对“文革”的反思成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要是柏杨知道，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网上指责他诬蔑华夏文化，就像当初一些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骂他一样，他一定会对历史的诡谲心生无限感慨。

　　相关新闻：柏杨去世

　　在柏杨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这种“酱缸”文化产生了“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僵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后遗症。国人普遍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

　　这种缺乏学理的情绪性表述确实能振聋发聩，切中要害，但是否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答案却似乎并不乐观。就如同当年的寻根文学，无论是揭示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还是描绘传统文化的和谐宁静，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干。90年代以降，思潮转向，人们开始重视制度建设，强调法治维权，鲁迅、柏杨们的文化批评遂被看成是文学知识分子的进路，缺乏建设性和实际操作性，其负面意义甚至大于正面意义。

　　这些年，作家们对社会问题保持沉默，原因之一或许就在此困惑吧。只有在思想文化的领域，他们才说得起话。当新闻开始取代文学揭示真相的功能，文学思维不再被看做是社会问题的全部和真确的反映时，柏杨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淡忘了。

　　其实，柏杨的文化批评是对公众的，不是对权力的，我觉得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但他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于传统文化或国民性，这对于我们要促进社会进步确实不是很适合的思路。而且，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全是传统文化，它已经加入了许多新因素，早已经属于一种更大范围的世界性文化。比如，对于说实话就会遭到迫害，柏杨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就显得有点不着边际，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不是鲁迅、柏杨们的错，他们尽了自己文学知识分子的本分，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对于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我个人认为不应当简单化。历史现象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文化与制度也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人们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是制度决定论；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文化决定论。二者都有一定道理。制度培养了一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制度选择。例如，近来在反对西方媒体的歪曲事实时，个别人狭隘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现，弥漫于网上的脏话毒话，仍然能从中看到柏杨所说的那种“自我膨胀”的从众心理，就与某种民族文化心理有关，而与政府的理性主张相悖，这在客观上显然会阻碍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政制改革。

　　在每一个国家，都有那么一些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他们是本文化的解毒剂，尽管他们也常会说一些尖刻的未必正确的话，但却能让一个民族清醒，始终保持反思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活力。对于这样的思想者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甚至以之为骄傲，是一个民族强大自信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杨追求民主自由矢志不渝的一生值得我们感念，他对国民性的批评更值得我们思考。□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