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会不会去读柏杨，但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期却是遭遇了他的著作的。记得读《丑陋的中国人》是在20年之前，当时的震动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触目惊心。在此之前，我虽然也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些书，但国民劣根性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好好思考。这时候，突然一个名叫柏杨的人把传统文化概括为“酱缸文化”，就觉得他一下子接上了鲁迅的精神气脉。只是，稍往深处想想，还是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为什么柏杨式的人物出现在台湾却没有出现在大陆？我们这里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诞生鲁迅或者柏杨的精神土壤？

　　后来了解到柏杨的一些传奇经历，也就对他更多了一些敬佩。1968年，柏杨因言获罪，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9年又26天），他便成为专制制度的受难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又直接与当年蒋介石推动的“复兴中华文化”有关，因为他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柏杨举过一个例子，他曾经以为宋美龄还比较开明，但看过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后，其中的一个细节却让他十分难受。宋美龄在美国时，有美国友人问她：“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你们会怎么处理？”结果她做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意思是坚决镇压。柏杨接着反思道：“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不尊重群众，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大概正是这样的经历，才构成了他反思传统文化、批判中国人的精神动力。

　　然而，柏杨的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却面临着许多错位。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大讲传统文化之好的时代，一些编导往往把电视剧里的皇帝塑造成开明君主，皇权专制的气息已荡然无存；有的学者把《论语》搞成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现代版本，传统文化遂成万能膏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依然丑陋，而这种丑陋又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但我们却有本事把这丑陋打造成一片片美丽景观。我们拥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却丧失了反思自身、批判自我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这个传统文化形势一片大好的年代，柏杨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一如当年的鲁迅不合时宜。

　　不过，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却往往会成为一种解毒剂。比如，柏杨说：“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这种思考放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柏杨还说：“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判断搁到现在也依然有效。比如，“卖国贼”的大帽子最近就很流行，凡是不同意抵制家乐福者，很可能就会遭到愤青们的攻击谩骂。这时候，我们想一想柏杨的思想，应该能够败一败民族主义的虚火。

　　但是，这样一个敢于自揭伤疤、批判社会的老者却走了，不免让人感慨悲伤。想一想台湾，柏杨之后有李敖，李敖之后还有龙应台，他们应该秉承着同一种精神气质。我们这里虽然也不乏批判的战士，但能够发出振聋发聩之声者却少之又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显然是需要深长思之的。柏杨的辞世，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的契机吧。□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