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轩然大波”中，据几个大网站的统计，赞成我的意见多于批评我的。但是纸媒上则相反，批评我的文章居多。这并不难理解。我也很愿意与无论是网上的还是纸媒上的批评者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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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批评其实是对“建议建立贫民区”这个标题的误解。批评者不仅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就连这篇并非我写（也未经我看过）的记者报道的内容似乎也没有细读。因此谈不上与我有什么真正的分歧。这其中，以陶短房先生的《修建贫民区是尊重自由吗？》一文最为典型。

　　我很高兴地看到：陶先生对“自然形成的贫民区”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成见，也没有为我们以往那种取缔“贫民窟”的“奇迹”沾沾自喜。他承认：“在许多发展中甚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出现过大批农民进城的现象，都出现过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贫民窟’，但这些贫民窟无一例外是自然形成，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化、消失、变迁。而相关城市政府所做的，则是给这些自然形成的贫民区以足够的政策倾斜，尽快将之社区化、城市化。在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许多这样的‘贫民窟’出现又消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这种出现—消失—再出现的循环往复中，城市化的进程便不断扩展、深入。”陶先生所反对的，恰恰是强制性清除这些“自然形成”的贫民区，而把贫民赶到城外，圈禁在“由政府统一规划、专为农民工设置的城外城式贫民区”中，他认为只有当年（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才搞过这种事，这就是“黑人的索韦托”。

　　很高兴陶先生提到索韦托。因为在我的演讲中，现代南非的“索韦托现象”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奥斯曼现象”恰恰是被我集中抨击的两个“以侵犯贫民权利来造就‘美丽城市’的恶行”。遗憾的是他既没有听到我的演讲也没有看我的文章，却仅凭一个报道的标题就断言我主张这种恶行并为此对我大加指责。

　　政府规划贫民区并非只有南非

　　陶先生在非洲住过，写过不少关于非洲的文章。他对索韦托黑人贫民的苦难很了解。但是他说那种政府“规划”贫民区的事“只有南非才搞过”，恐怕未必确切。由政府“规划”出一些地方供贫民盖房，恐怕是所有存在过“自然形成的贫民区”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过的事，也未必都值得指责。即便是允许穷人居住在曼哈顿主城区的纽约市，也不会让穷人把棚户盖到时代广场上吧。南非的恶劣之处在于：由于黑人没有政治权利，当时的南非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为少数白人利益而制定的“规划”对黑人贫民十分苛刻、蛮横，为了白人城市的市容、治安和“伟大形象”，不许贫民区出现在城里，而把它都强行“规划”到了城外条件很差的地方。

　　这样的做法在现代民主国家的确是见不到。但是在缺少民主人权、当局可以任意把穷人赶来赶去的时代也不光是南非如此，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当年拿破仑三世支持奥斯曼伯爵在巴黎“清理贫民区”建成“世界最美丽城市”就是类似事件。而长期旅居海外的陶先生可能不了解，这样的事我们现在也屡见不鲜。1990年代北京清理“浙江村”和近年来清理“上访村”，乃至很多城市近年来对外来打工者集中的廉租私屋区即所谓“城中村”的清除，不都是类似的吗？就以我这次演讲的那个城市而论，最近几年就曾几次“开展规模空前的拆除违建行动”，“官方消息称相当于搬走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号称“百万之众告别窝棚”。行动最壮观时“拆除量以日均5万余平方米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梳理所到之处，临时窝棚纷纷夷为平地，隐居其中的外来流动人员不得不四处迁移寻找出路。”市领导宣称：“我们不但要像梳子一样把这个城市的角落梳理一遍，甚至要做到用篦子的程度……”拆之不足，还放火焚烧。拆了窝棚还不算，严厉的“城管”剥夺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板车、秤杆，他们孩子上学的“民工子弟学校”也屡被查禁。即便这样，市里还是有漏网的“贫民窟”存在。这次我在当地的一处漂亮的商品房小区墙外就看到山坡上龙眼树中隐藏着一片“家无四壁”不蔽风雨的窝棚。一个主人告诉我他来自粤西廉江县，在本市谋生已20年，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来此栖身。这里不仅无电无水，连地址也没有，家乡人有事，得打电话给他在市里的亲戚，亲戚再走来转告。当我要拍摄他的窝棚时他显得有些害怕。我说如果这里的状况被报道，你们会得到帮助的。他说哪里，如果报道出去，我们一家又会被赶走而无家可归了……

　　显然，同样是不容“自然形成的贫民区”存在，南非再糟糕，毕竟还在城外给穷人划了块安身之地。而这里的穷人连这种安身之地也没有！这就难怪我在讲坛之后互动时对那位宣称他们活该，因为“我们没钱给他们福利，也没地给他们盖窝棚”的朋友说出“难道我们连南非还不如？”

　　陶先生的批评或许就是冲着此话而来吧？但是，说我们不应该比南非做得差，当然绝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比南非做得更好！事实上陶先生应该明白：他所谓的“南非的做法不可取”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不应该把穷人赶出城区圈禁到索韦托这种地方来。而应该让他们在城里有处安家，而且尽可能给他们福利保障。其二，连索韦托这样的地方也不该保留，干脆就别让他们安家，需要时让他们住单身集体工棚，不需要就打发他们回农村！

　　陶先生显然是前一个意思，我也是，而且可以自信地说我比他表达得更明白。但是，陶先生难道真不知道：后一个意思的现实性绝非不存在吗？

　　其实陶先生如果真了解南非，他应该知道：按那些最极端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本意，划出索韦托也是不情愿的。在索韦托建立之前，南非曾有一个时期对黑人实行“流动劳工”制，即只许黑人住在集体工棚里给白人打工，不许黑人安家（当时连索韦托也还没有），而且规定黑人劳工必须随身携带类似于“暂住证”式的证件，警察可以随时随地检查，如果忘了携带就会被“强制收容”乃至“劳教”（当然南非有另外的叫法）。但是，人的自然需求毕竟难以禁止。大约从1900年前后起，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劳工在各处建立的棚户或廉租私屋逐渐增多。与白人当局的“城管”措施也不断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这个“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的“形象”，当局在把约翰内斯堡地区黑人劳工安家的棚户都作为“违章建筑”予以强制清除的同时，于1930年在当时的约翰内斯堡西郊荒野划出一个“西部区（WesternAreas）”允许黑人搭建棚户，而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这就是千夫所指的南非特色“种族隔离型贫民区”的由来。

　　显然，这个制度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在于“西部区”允许黑人安家，而在于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可以想见，如果连这样一片允许安家之处都不给，世人对南非的印象难道会更好？

　　南非政府对贫民区态度的变化

　　实际上，随着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兴盛与衰落，当局对这片“贫民区”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最初的“西部区”完全是白人当局意志的产物，只要愿意，白人还可以“清理违建”、“废除贫民窟”而把这里的黑人也赶走。随着约翰内斯堡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展，当初划出来的那片“西部区”在十多年后就成为白人城区发展的障碍。那时白人城区已对“西部区”形成半包围之势，当局为了扩大城市就进入西部区圈地开发房地产，并把黑人赶到更远的郊区。如果打一个比方，相当于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了“四环外”。1945年，白人当局废除“西部区”（没有人会把这种“废除贫民窟”称为进步吧？）而在更远的西南郊建立“西南城区”来安置黑人劳工。西南城区即SouthWesternTown，后来缩写为Soweto，即索韦托。

　　索韦托的出现与西部区一样，也是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黑人迁徙居住自由的结果，因此也作为南非的黑暗饱受世人谴责。但是随着黑人维权运动的日益兴起，种族隔离制度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掣肘，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如果说50年前当局还可以把黑人从“二环外”驱赶到“四环外”，那么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当局已经不能把他们再往远处赶了。到1980-1990年代之交，尽管约翰内斯堡城区又大为扩展，连同它的几个白人卫星城镇（鲁德普特、埃博拉多公园镇等）已经几乎把索韦托包围起来，但是黑人在索韦托的居住权已经无法剥夺，当局不能再把他们往“五环外”赶了。

　　实际上即使不从“开发房地产”或建设“美丽大都市”出发，仅就索韦托当时已成为黑人反抗组织活动中心这一点而言，那时的白人政权又何尝不想像当年废除“西部区”那样废除索韦托？只是他们做不到而已！今天的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巴士站，每到圣诞节前那里都会出现大量黑人劳工乘车回乡“过年”的“壮观景象”，令人联想起中国春节前的“民工返乡潮”。但是友人告诉我有一点与我们不同：那里的“返乡民工”几乎都是外籍劳工———众所周知，南非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邻近的南部非洲各国打工者云集，莫桑比克、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博茨瓦纳、马拉维乃至坦桑尼亚都有大量劳力在此打工。这些人不是南非公民，自然难以在南非安家团聚。而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大都是在当地安家的，即便只能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居住简陋，生活贫困，但至少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也不会成为“民工返乡潮”的主体。但是外籍劳工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如果能够把索韦托人变成这种“民工返乡潮”的主体，白人当局真是何乐不为！简直是做梦都想啊。大家知道，自1970年代以来南非白人种族隔离当局一直在推行鼓动“黑人独立建国”的所谓“班图斯坦”运动。它唆使一些热心于维护专制传统的土著酋长宣布“黑人家园”为独立国家并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鼓励这些酋长严厉镇压本部族中那“妄图把白人的人权标准加之于黑人”的民主运动，并在这些“黑人家园”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所谓“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显然，这种设想如果成功，绝大多数索韦托黑人由于其原属部落的“独立”都会变成外籍劳工。在没有“农业户口”的南非，“外籍劳工”就相当于“没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约翰内斯堡的白人既可以利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又可以禁止他们安家，使他们成为“两栖人”而汇入“民工返乡潮”，这样连索韦托这种“万恶的贫民窟”都可以“废除”而变成“美丽的约翰内斯堡”圈地扩张的对象了。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南非当局也掏了不少钱，给“黑人家园”提供财政支持，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一些“黑人家园”甚至在国家财政安排下开办了大学。但是，世上没有谁会把这种为了维护白人社会安宁而倡导黑人回流的“乡村复兴”计划与诸如韩国新村运动那样真正的现代乡村建设运动混为一谈，根本的区别就是：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必然以保障农民的选择自由、承认农民的迁徙、居住等公民权利为前提，而不能是在画地为牢、剥夺他们选择权的基础上给点“甜头”。

　　今天的索韦托不再是地狱

　　然而，上述这一切维护种族隔离的企图到1990年代终于在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下彻底破产。1994年南非民主化进程胜利后，当然不再会有人胆敢“废除”索韦托而把黑人劳工赶走。另一方面，白人的约翰内斯堡只准黑人打工、不准黑人安家的种族隔离制度却彻底废除了。

　　于是这两个地方的景观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素有“天堂与地狱：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的说法。咫尺相连的两地，约翰内斯堡以前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非常漂亮，号称“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老实说不仅南半球，连北半球纽约这样的名城，曼哈顿这样的主城区，由于有贫民区的存在也比约翰内斯堡来得逊色，恐怕只有今天中国的大城市能与之相比。城里尽是华丽楼宇，宏伟、整洁、治安也很好，绿地广阔，豪宅众多———但这些都是白人的。黑人不准进来，白人说黑人素质差，进来会增加治安问题，会导致脏乱差等等。但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怎么办呢？他们要使用黑人的劳动力，但不许黑人在城里安家盖房有碍观瞻，当然南非政府更不可能给黑人盖福利房。于是就让黑人在约翰内斯堡打工，而在索韦托安家。到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17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但面积却远小于约翰内斯堡，而后者还多是高层建筑，前者却只有平房，可以想见其拥挤。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是这两个地方是天壤之别。索韦托不但棚户连片，肮脏简陋，条件极差，而且犯罪率很高，可能是世界城市街区中犯罪率最高的，比美国纽约的哈勒姆贫民区还要高出很多倍，应该说相当可怕。

　　但是1994年以后，随着南非的民主化，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同时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

　　一方面，索韦托的面貌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民主南非10多年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国家进行了大量福利投入，黑人的住房尽管还是不怎么样，但是比1960年代的状况好很多，基本上都是比较正规的平房。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力、供水、通讯、医疗水平都明显提高，体育场馆与学校也大量出现。正如今天在那里一幅壁画所题：“SowetoUplifting（索韦托蒸蒸日上）！”但是另一方面，约翰内斯堡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这些年却不再是那个“白人的天堂”了。随着黑人大量移居约翰内斯堡，过去针对他们的严厉“城管”开始松弛，这里开始出现有碍观瞻的房子，出现了“流动人口”的临时住所，有了“贫民窟”，城市的脏乱差问题也明显增加。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以后这些年约翰内斯堡的治安状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这个问题老实说，南非人本身反应还不是很强烈，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反应非常强烈。南非和中国建交以后，我们不少同胞到南非做生意，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南非的治安很恶劣，而且基本都是黑人犯罪。于是我们的媒体也经常报道到南非做生意很危险，华人有的被抢，有的被杀，等等。

　　南非人对这些问题当然也是深感头疼，但是你要问约翰内斯堡人，像如今这样的状况好呢，还是种族隔离时代约翰内斯堡的干净、整洁、治安良好，却以排斥、歧视黑人，只准打工不准安家为前提，哪一种状况更好？当然，黑人几乎都会说，我们现在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人权进步，现在出现的那些问题再大，怎么可以与种族隔离的罪恶相比？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治安也比以前糟，但至少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来说，今天尽管严重但毕竟还是偶尔的个人犯罪比过去政府任意侵犯人权还是威胁更小。他们不再担心随时有警察来“查户口”、“查证件”，来暴力“收容”自己，不再担心自己简陋的居所会被捣毁，不会从城区被撵到“二环外”、“四环外”乃至几乎沦为无公民权的“外籍劳工”。即使某些白人心里可能会有想法，但是嘴上也恐怕还是会说，事情还是大进步，只不过进步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在那些国家老实说也会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你可以骂总统，但是如果你要骂黑人带来脏乱差，是可能惹麻烦的。

　　现在很多人对于南非的现状也不满，但是他们绝不会愿意回到过去。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种族隔离制度废除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尽管是进步，现在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南非人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用赶走黑人、设立“城管警察”、“取缔贫民窟”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可见，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要不要“学南非”（没有人这样主张），而是过去的南非想学我们现在这种方式（不是说他们预见到我们现在这样，而是说但凡权力不受制约的人往往都有此本能），但由于铁腕不够而没能做到。而今天的民主南非已经与过去的种族隔离时代决裂了，但他们当然更不会反过来学我们（连索韦托也不能容），而只能是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从“尽量给予福利保障，如果做不到，至少不要再剥夺自由”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学过去的南非，但今天民主南非为保障黑人权利所做的努力，我们纵使不能照搬，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吗？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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