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迟志强

　　◎年龄：50岁

　　◎时代标签：反差最大的电影明星，上世纪80年代初红遍全国，又在“严打”中沦为阶下囚。

　　◎目前身份：商人、演员

　　浮沉录

　　1971年，16岁的迟志强从哈尔滨铁路中学毕业，报考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2年，进入长影厂学习。

　　1974年，参演的电影《创业》在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式放映，获得好评。

　　1979年，参演的电影《小字辈》公映，迟志强因扮演售票员小黄而走红。

　　1980年，荣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演员创作奖，获邓颖超接见。

　　1982年，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与女性发生性关系。

　　1983年10月，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金不换》被警方带走。

　　1984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出报道《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

　　1984年5月24日，南京中院以流氓罪判处迟志强有期徒刑四年，认定其先后与四名女青年进行流氓淫乱活动。

　　1986年4月17日，因在狱中表现积极，连续三次立功，四年有期徒刑减为两年半，迟志强出狱。

　　出狱至今创作系列“囚歌”，重回舞台，掀起波澜，受到批评。遂下海经商，近年来在一些电视剧中扮演角色，但未能走红。

　　回首当年，迟志强说：“流氓罪”是命运跟我开的玩笑。不过，这玩笑开得太大了，让他在演艺事业的最高峰戛然而止。

　　“我只是撞上了严打的枪口，又被舆论逼进了流氓罪的口袋。”今年，迟志强已经50岁，他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也不会为自己开脱责任，“当时我的确犯了生活作风错误。”

　　过去的30年，也是中国法律环境不断进步的30年。很多人有这样的假设：如果放在今天，迟志强“那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不会妨碍他的星途。但历史不能假设。迟志强的遭遇看似是个人的偶然，却在一个节点上撞上了时代的必然。

　　今年50岁的迟志强，略有发福。周边的邻居，小区的保安，并不知道他就是昔日的明星。4月一天的下午，在杭州郊区一栋别墅，本报采访还未结束，上海一家媒体也赶来了，此前一天，他刚结束了另一家媒体的电视节目录制，采访的内容都是他这30年离奇的命运。在他身上，印有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接受采访时，他反复提及四个字———“政治生命”。

　　红极一时

　　上世纪80年代初，迟志强比现在的谢霆锋还要火，出门需要戴墨镜。

　　1971年，16岁的迟志强即将从哈尔滨铁路中学毕业，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去农村插队。迟志强不想去，想当个工人、军人、或者公安战士。恰好此时，中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之一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在国内招收电影演员。

　　“那个年代，电影演员，那是太神秘了，怎么可能去，别说去当演员，接触都接触不到。”迟志强当初压根没想到自己能当演员。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队员，老师便推荐他报考。

　　招生者是《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刘世荣，和《冰山上的来客》演三班长的白德章，见面后，迟志强觉得他们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怎么能和我面对面，还跟我说话。”迟志强觉得很幸福，“当不当演员无所谓，我都能见到他们了。”

　　1972年8月，迟志强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差点晕过去”，“当电影演员那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当时根本没有想要有什么表演艺术追求。”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实习完后，迟志强很幸运，就接了一部大戏———《创业》，讲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原建大庆的故事。他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感受到工人阶级气势磅礴的工作热情。迟志强出演技术工人魏国华，1974年在四届人大会议闭幕式上放映，受到好评，《人民日报》也有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公映不出半个月，就遭遇到了“政治地震”。影片因为高扬发展经济的论调而引起了“四人帮”不满，江青等人罗织了10条罪状，强制禁映影片。毛泽东获悉后批示：“此片无大错”，这才重新放映。江青不服，就又组织了一个班子，要演一部《新创业》，迟志强被要求当主演，后来正准备拍摄时，“四人帮”倒台了。

　　接着，迟志强又出演了《希望》、《暗礁》、《最后八个人》，1979年的《小字辈》让他真正走红。在这部电影中，他出演售票员小黄，对当时售票员普遍存在的傲慢、服务态度差等行为进行了讽刺。凭借这部影片，25岁的迟志强在1980年荣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演员创作奖，该奖是金鸡百花奖的前身。迟也成了和唐国强、陈冲、刘晓庆齐名的电影明星，邓颖超还接见了获奖演员。

　　之后，迟志强被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厂抢去拍电影，他也成了大明星，“当时比谢霆锋还要火。”他出门时，需要戴个墨镜掩饰自己，否则要是被认出来，很多人就会围过来，“影迷就是看你，你走到哪他就跟着你，还不知道要明星签名，当时相机也很少，更不会要合影留念”。

　　一周“艳遇”

　　1982年，迟志强在南京拍戏，涉入高干子女圈子，跳交际舞，并与女性发生了关系。

　　1983年，明星月历上就有迟志强，2月份是他的照片。这本月历上还有李秀明、达式常、沈丹萍等演员，总共只有两名男性。当月历翻到8月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轰轰烈烈的“严打”开始了，迟志强没觉得有什么“威力”，“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然而一个多月后，他就被打进了“牢房”。

　　1983年10月18日，河北完县，“完蛋的完”，他一再强调这个地名。这里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金不换》的外景地。这一天，拍戏之余，他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当地协助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叫迟出来一下，态度非常严肃。迟跟这个警察很熟悉，开玩笑说，“咋了？谁得罪你了？”干警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迟志强一探头：“一走廊全是警察！”

　　迟志强被投到完县看守所，“刚才还是天堂，现在就是地狱”。一个小土房子，臭烘烘的，地上都是草，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一个是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判了4年。

　　“为什么抓我？”迟志强最初非常不解，当警察说是南京要求抓人时，他马上想到了什么事———去年在南京跳舞和生活作风问题。

　　那是1982年，迟志强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其间刘晓庆等演员要来南京，希望能找车接送。他就通过剧组司机，认识了南京一名高干的女儿。这名大姐给安排了车辆，迟志强事后要请她吃饭，她建议去她家吃。出于感激，迟志强一下子就喝掉了半瓶，醉了，与大姐进了同一个被窝。“但绝不是后来媒体报道的强奸、轮奸，是双方自愿的。”

　　之后迟和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得到了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可以够到的东西：交谊舞、邓丽君的歌曲、红旗车……他有一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还是改革开放那年允许跳了几天。”那是1979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之后民间舞会潜行。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这些高干子弟有很多“靡靡之音”的磁带，思想比较前卫，但也不敢在大街上跳舞，就在家里举办舞会，一帮男男女女的朋友，放录音机，举行家庭舞会。但要把窗帘拉上，把灯光都要暗下来，音乐声音要小一点，不要让别人看见，“这是见不得人的事”。否则邻居要是发现，就会举报。

　　迟志强回忆，当时跳的是贴面舞，男孩女孩抱着，在跳舞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出演了很多电影，很少有恋爱的镜头，更不会有拥抱接吻。更让迟志强兴奋的是，尤其是刚刚认识的女孩，趴在你肩膀上，“强哥，明天我等你上我们家玩儿去啊，就我一个人在家”。听后他心剧烈地跳，“虽然我已经谈恋爱了，但还是很好奇，有巨大的诱惑。”第二天，迟志强就去了她家，她家没人，一开门，把门一关，她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后来迟在这个女孩她家待了两个多小时，发生了性关系。

　　一周的“艳遇”结束后，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迟离开了南京。对于当年的事情，迟志强解释：“我不风流”，但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

　　“舆论审判”？

　　《中国青年报》刊出报道后不到20天，迟志强被判刑4年。警方原本是对他当作生活作风问题处理。

　　三天后，南京警方来河北押解迟志强。到了火车站，3个警察把钱弄丢了，情况非常尴尬。迟志强提出，“我去找列车长。”迟让警察把自己铐在一起，手放在口袋里，这样外人就看不见手铐了。列车长一看：迟志强！就赶快安排卧铺，免费乘坐。

　　到了南京，验证了迟志强的想法，他被抓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迟以为这个事还不足以坐牢，只要坦白，就可以从宽。

　　事情原先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迟志强被抓后7个多月仍未最终处理，始终关在看守所。在严打年代，逮捕之后一般在一两个月就判决投入监狱了。迟志强的父亲是一名公安干部，为此进行奔波。南京警方也认为是生活作风问题，原先打算教育处理，并已通知迟志强单位到南京领人，内部处理，但一篇报道的出现，让形势急转。

　　1984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出《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用一个版报道迟志强从堕落到罪犯的过程。报道称，迟志强所认识的司机王维国等人是南京颇有名气的“飞车流氓集团”，迟是“飞车团”的“英俊小生”，出入高级宾馆，参加各种名目的家庭舞会，听靡靡之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报道举例，1983年3月的一个晚上，迟志强等三人开红旗轿车，以兜风为名将三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骗到紫金山天文台附近。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迟志强凶相毕露，对其中的一个女青年强行搂抱、猥亵，并企图强奸。由于那女青年奋力挣脱，才没有得逞。

　　五月的一个晚上，迟志强与司机王维国，以到电影厂看电影为名，将一名女青年骗至南京市郊外，在车上进行轮奸；五月中旬，迟以电影演员的身份，骗一位未婚青年，采取各种诱骗手段，多次进行奸污……

　　迟志强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以“公安局的上级了解情况”进行采访，“关了那么久，我一听是上级，心想怎么贬自己怎么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这样好早点出去拍电影。没想到汇报的思想，到了记者手里，全变成了罪行。”

　　本报记者向中国青年报人事处查找当时采写该篇报道的两位记者，对方告知两人在2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报社，不知去向。记者也走访了多个中国青年报的家属区、居委会，均未能打听到这两位记者的下落。但有一个事实是，法院的判决书上，并没有认定上述内容。

　　报道出来后，全国舆论哗然，《中国青年报》十天之内收到了三百封来信，南京公安局等单位也收到了大量群众来信，不少要求枪毙迟志强。“根本不是男女关系，而是个强奸犯。”时至今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提到迟志强还咬牙切齿，“报纸上都登了”。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互联网，电视也还不普遍，仅靠报纸和广播来传递资讯，人们对于报纸上的白纸黑字，确信不疑。

　　报道之后不到20天，迟志强一案就判决了。1984年5月24日，南京中院判决迟志强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判决书中认定其先后与四名女青年进行流氓淫乱活动。

　　对于媒体，如今的迟志强也是又爱又恨，近期他特别羡慕许霆。这个小伙子利用取款机取1000元卡里才扣1元的漏洞，取了17.5万元后潜逃一年被抓。原先许霆被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改判为五年，至今还有人对许霆是否有罪展开辩论。“如果当时媒体客观报道我，也许我就不会坐牢了。”谈到自身和许霆的遭遇，迟志强认为又有一个相同点：司法不独立，受舆论影响太大，舆论可以左右司法。

　　迟志强的行为被判流氓罪，也并非他一例。缪小宁当时与迟志强关押在同一看守所，也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法院认定还有法律依据。1979年刑法中，法条规定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法条中的”其他流氓活动“，往往是一些与主流道德观念所不容的行为，一个考察的依据就是”民愤“。在当时流传着”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说法，流氓罪与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并称为”三大口袋“。

　　如今迟志强和缪小宁也不想为自己平反“流氓罪”。缪小宁说，当时政策制造法律，形势决定政策，政策指导法律，如果为一人平反，全国有多少人啊？

　　“囚歌”风波

　　迟志强狱中创作的歌曲走红，但也受到严厉批评，他迅速从公众视野消失，直到今天。

　　判刑之后，迟志强被长影除名了。按照当时规定，服刑人员需在当地注销户口。“我的政治生命和表演事业结束了。”迟志强十天滴食未进，人很瘦，大概也就是100斤。此时有人给他出主意，装疯可以早点出狱，迟志强就成天目光异常，这个荒诞的表演持续了20天。

　　劳改队张指导员发现后找他谈话，“你是志强啊，有志气才能强起来啊，我就问你，还想不想走路，想不想进电影制片厂？”迟志强一听能重回电影制片厂，就振奋了精神，从此不放过任何一次减刑的机会。出去干活，别人知道迟志强在，就来围观，但他还是埋头干。在山上采石，迟志强一个人一天就干7吨石头，把大石头砸成小碎石。后来组建犯人心声艺术团的表演队，他把全部忏悔和对自由的渴望，换成创作的激情，排演了很多节目。因表现积极，迟志强连续三次立功，四年有期徒刑减为两年半。

　　1986年4月17日，出狱那天，迟志强茫然了。此时街上已经花花绿绿，有人穿裙子了。迟更不知道这一年王蒙复出，当了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几乎刮的是一场旋风，一夜之间，各单位的工会都开始发动组织舞会。

　　迟志强还想恢复政治生命和演艺生活，但由于无法恢复过去的编制，暂不能拍电影了，只能去做后勤人员，维修房子、拉泥、运煤……迟志强认真干活，逐渐地，他改正错误的虔诚态度，重新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工作时迟志强老是哼哼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当时的《电影世界》主编赵子明听见了，于是经改写后就相继出了专辑《悔恨的泪》、《拥抱明天》，迅速走红中国。然而不久，很多人认为，迟志强还没有走出“监牢”的阴影，他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甚至不健康的情绪带到了社会上；还有人认为，迟志强完全是在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温州日报》在批评囚歌系列时，大标题直接用《强奸犯的歌》。

　　迟志强委屈不已，一番思考之后，他做出了再次离开舞台的决定。他觉得，“自己要想真的从头再来，要想忘记过去的阴影，一定要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随后的十多年，迟志强下海、经商，当演员。现在迟有时去参加一些演出，唱当年的囚歌，有时也会参加一些电视剧的拍摄，但再也没有能“走红”。如今，迟志强还是想做演员，想有自己的一个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