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敢说“想当主席”吗？

　　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符祥瀚小朋友对来访的胡锦涛主席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当国家主席，怎样才能当国家主席？”在爽朗的笑声中，胡锦涛语重心长地说：“不管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从小都要好好学习，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锻炼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样将来不管干什么你都一定能成功。”（5月10日《南方都市报》）

　　童言无忌，这么有趣的一问一答，却无缘央视《新闻联播》。一个孩子问怎么才能当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妥？少先队的队歌歌名就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而“怎样才能当国家主席”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出自老师的授意，应是孩子的真心话。在国内，这样的真心话孩子有可能说出来吗？我看不现实。别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便是一个区长、市长要到校园里转转，那也得让有关方面忙乎半天，而孩子们更是被告诫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学校突然接到通知，说某主管教育的大领导要到本县视察，但不知具体会去哪个学校，要求做好准备。于是，我们正常的课也不用上了，开始昏天黑地背学校划定的几个问题了，以备领导问到时与学校统一口径。结果，那个大领导也没来，白忙活一场。当然，这也让我等长了一点见识，知道了某些电视新闻里那些好学生回答领导问话时，怎么会回答得那么有水平。

　　而我离开校园也有七八年，那里是否也该有些长进呢？写此文时，把符祥瀚小朋友的故事讲给了正上小学二年级的侄子，然后问他敢说“想当主席”吗？他连连摇头，并反问，你自己敢说吗？

　　敢说吗？不敢说。我们怕的是什么？□朱启禧

　　对刑讯逼供必须零容忍

　　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被陕西略阳县公安局3名民警审讯后不久突然死亡。近日，略阳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3名民警犯有刑讯逼供，但不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且3人均有主动投案、参与死者的善后事宜等悔过情节，作出了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西安晚报》5月10日）

　　人们对警察伤害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刑事犯罪嫌疑人）事件的态度，可以说一直非常微妙。一边是为公众维护秩序的警察，一边是可能做了坏事、人人欲得而唾之甚至“诛之”的“坏人”，这种对比，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往往缩水乃至被忽略的现实；而警察的某些刑讯逼供行为，因为客观上满足了某些人的报复心态，某种程度上往往被赋予“替天行道”的正义意味。

　　这是一种容易被理解的心态，但却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态。从维护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说刑讯逼供是决不能被容忍、宽恕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对犯罪嫌疑人也要讲人道，更是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某些情形下，因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比如被构陷、被误解。因此，假如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便如鱼肉被置于刀俎，权利毫无保障的，其“更有效惩罚坏人”的意义已经寥寥，相反却成了公众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容忍这种做法，每个人的尊严都将受到威胁。

　　当然，在现实中，某些罪犯事实确然却又不肯认罪，而取证有时却又是困难或高成本的，此时的刑讯逼供可能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做法。然而，考虑到其危害性，对刑讯逼供必须零容忍———哪怕面对的是一个罪不容诛的恶魔。

　　□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