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访日前夕，纪录片《靖国》开始在日本影院公映。中国导演李缨触及的靖国神社，是一个敏感而长期固执己见的机构———那里美化侵略战争，讴歌军国主义，并一度被日本首相祭拜，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关系。该片在公映前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复归风平浪静，就如同靖国问题在中日关系史上曾经的巨大破坏作用，目前也被两国领导人务实的外交行动所平复。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高桥哲哉先后两次看过《靖国》。高桥哲哉著有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角度讨论历史认识和战争记忆问题的著作十余种，包括《战后责任论》、《心与战争》和《靖国问题》等，在日本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对靖国神社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靖国》争议前后，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有关是否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争议，再一次占据了媒体的重要位置。历史如未被正视，未来将如何面对？一旦和平宪法被修改，这个史称“招魂社”的地方，是否会再度招魂，成为支持战争的设施？这是高桥哲哉的担心。

　　如果宪法第九条最终被修改，日本自卫队被允许开展军事行动之后，把甲级战犯牌位撤出的靖国神社，可能再次转变为支持战争的设施，首相，天皇也能够去参拜。我认为这才是可怕的。———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高桥哲哉

　　不能片面地说《靖国》是“反日”的

　　南都：你对《靖国》这部纪录片的评价是什么？

　　高桥哲哉：《靖国》这部纪录片特别以8月15日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为中心，平淡地记录了一些和靖国神社有关联人们的形象和举动。我的第一印象是，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政治色彩在里面。《靖国》的特征是，里面没有解说，只是一连串地放映人的行为举止，让观众自己去想，自己去思考。

　　南都：对这种影片，右翼人士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觉得这是部“反日”的片子，有人觉得“没像传说中那么反日”。你怎么看？

　　高桥哲哉：最近十年日本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不顺己意者贴上“反日”的标签，近十年这种倾向越来越强烈。“反日”，实际上是为攻击对方的一个标签。最初的报道来自《新潮周刊》，说这部纪录片是反日电影，日本文化厅为该片出资了750万，用了政府的钱———国民的税金，却拍“反日”电影，不恰当。看到了这个报道后，有一个叫稲田朋美的日本众议院女性议员就发表意见，提出试看这部电影的要求，但是按照规定，制作公司不可以给特定的国会议员看这个电影，所以就以全部国会议员为对象，举行了一个试映会。因为稲田女士的举动，所谓的日本右翼团体和市民中比较右倾化的人就开始反抗。打电话给预定放映该片的电影院，或者用宣传车的宣传来反对公映。因为感到恐惧，那一段时间电影院陆续决定停止放映。

　　到现阶段为止，我觉得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倾向右翼的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时就说它“反日”，这是一个问题。因这部电影是中国人监制的，所以他们就深信这部纪录片是反日的。除了对一般市民的试映会，实际上也专门对右倾化的人进行了一次试映会，这些右倾化的人当中有说这部电影是“反日”的，也有说不是“反日”的。我觉得说这部电影反日的人是过于敏感，只是为了攻击对方。

　　南都：如你刚才所说，《靖国》这个纪录片，有议员要求提前试映，而且有影院受到右翼的压力，推迟了放映。你觉得这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

　　高桥哲哉：首先是国会议员怀疑影片内容有问题，利用权力在电影公映前就想先试看电影，这体现了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存在很大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当右翼分子攻击电影院，要求他们停止放映这部电影后，电影院怕事，就决定停止公映，我觉得这种反应过于敏感。因为电影院作为提供社会观看的专门场所，就算有些人要求停止放映，也应毅然坚持，但是还没有出现问题他们就自我束缚，退缩了。所以我觉得不光是议员，电影院还有日本社会就守护表达自由方面都有弱点。

　　南都：你在批评靖国神社时，是否也会感到压力？

　　高桥哲哉：当然感觉到压力，我写了《靖国问题》后（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从网上或者其他地方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不光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还有在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当我批判日本过去的战争行为后，人们用电话或者是邮寄卡片的方式攻击我，这样的事情很多。不过，这倒不是国会议员或者政府有关人士施加的压力，攻击我的是日本市民当中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一些人。

　　小泉发现参拜对维持人气非常有利

　　南都：据我所知，小泉纯一郎当首相前也是反对参拜的，为什么当了首相之后面对那么大的国内国际压力，仍然义无反顾地参拜呢？

　　高桥哲哉：我觉得这样的转变有多个原因。第一个，应该是为了在自民党总选举当中获胜，因为自民党人当中有很多人赞成参拜，为了夺取自民党人的多数票数，他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宣称如果他当了首相就在8月15日到靖国神社参拜。当时他的对手是桥本前首相，桥本前首相曾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遗族会很可能投桥本的票，所以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就转变了他原来的立场。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发生在他当首相之前，当时的自民党极力提倡修改宪法第九条，希望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条件下，自卫队也以日本军队的身份和美军一起参加各种军事行动。这里面的问题是，如果日本参加伊拉克战争，战死的人是不是也应该作为为国捐躯的英灵祭在靖国神社呢？作为首相，如果不把这些英灵祭奠于靖国神社，赞扬他的功绩，就可能被看作是不及格的首相。我想小泉可能想到，当日本实现宪法修改，可以参加军事活动时，靖国神社就是一个支柱。

　　还有，别人当首相时不能想象的事情，在小泉当首相时期却发生了。他当首相之前，日本有很多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在就任首相后，小泉不顾日本国内和中韩的反对，虽然为难但为了守住他作为政治家的信用，为了遵守他当首相前的诺言，就去参拜了。但是，参拜之后竟然发现人气上升了。而且接连的参拜之后，人气一直上升。日本国内面对中韩强烈的反对，反击说：首相参拜是日本内政问题，是日本的自由。

　　不顾中、韩的批判，小泉首相多次去参拜靖国神社，国民开始认为他是一个毅然的不被外国的批判所屈服的首相。小泉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判断参拜靖国神社对维持他的人气和支持率非常有利。

　　南都：二战之后，靖国神社由一个军事设施转变为一个宗教场所，这种转变对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有什么变化？因为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政治人物的参拜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普通民众呢，靖国神社变为宗教设施后，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是怎样的？

　　高桥哲哉：这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问题。当它是军事设施的时候，政府鼓励国民参拜，国民也非常崇敬并信仰靖国神社，所以我倒觉得军事设施的那个时候，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为普遍。战后成了宗教法人之后，人们对神社的关心逐渐减退，有些不愿意参拜的人就不再参拜了，和以前不同了。

　　南都：日本国民对靖国神社的情感认同度是怎样的？可能他们也有不同的几种态度。

　　高桥哲哉：我想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像我一样，父亲或者祖父因战死在战场而被作为英灵祭奠于靖国神社的遗族人群，大多数是比较信仰靖国神社的，也强烈要求首相或者天皇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家或者比较保守化的人，还有支持自民党的部分人，他们也比较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另外一类是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群，他们认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象征，认同侵略殖民地的一些思想还留在那里，认为靖国神社本身的想法是错误的，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反对派的想法。第三种人是站在中间的，可以说他们对靖国神社并没有太多思考，认为合祭战死在战场里的人，没有问题，但是并不支持靖国神社的历史观，也并不关心。

　　南都：他们在国民中占的比例各是多少？

　　高桥哲哉：强烈支持靖国神社，支持首相或者天皇参拜的国民，我想大概有1%到2%；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其历史观的国民，大概也有1%到2%.最多的是刚才说的中间层的人，他们可能占50%到60%.他们不太了解靖国神社，看到首相参拜，就想参拜可能是好事情，看到日中韩一些人反对，他们又想可能过去的战争是不对的，这些是摇摆不定的人群。

　　南都：为什么会增多呢？是因为日本的很多国民把中国和韩国的反对，看成一个很严重的外交问题，觉得日本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由是而生一种反弹的心理吗？

　　高桥哲哉：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比较不可思议。小泉首相参拜之前，日本国民因为考虑到中韩国民的感情，反对参拜的较多。参拜后却相反，认同参拜的增加了。我想这里面有对小泉首相自始至终贯彻自我意志的正面评价，以及一种对批评的反弹心理。

　　不能用文化差异来为参拜作辩解

　　南都：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外交风波，当时的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在朝日电视台节目中说，“在日本，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甚么，死了之后是一样的。在中国，恶人死了以后，到那个世界去还是恶人。持有不同生死观的人应该相互理解。”你怎么看这种所谓“文化认同的差异”的辩解？

　　高桥哲哉：对于用文化差异来说明靖国神社的议论，我持批判态度。如果说日本的文化是，在人死了之后不分善恶的话，那应该是所有的战死者都可以祭奠到神社里，靖国神社本身就已经否定了这一观点。因为，在靖国神社里，不仅不会供奉敌对国的死者，对反对天皇的日本战死者也是如此。靖国神社是明治时代建立的，那时还没有和外国交战。江户幕府之后的明治战死者被供奉到了靖国神社里，但是江户幕府的战死者一个都没能在靖国神社供奉，直到现在也没有，因为他们是反对天皇军队的。不管国内外的人，只要是反对天皇的战死者一概不会在靖国神社供奉，追随天皇的人才可以。

　　至于中国的文化，中国政府在二战后认为，日中战争的责任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在于日本的一般士兵，某种意义上也原谅了日本的普通士兵，还认为他们是军国主义的被害者。在这方面，不管怎么样讲，日本一般士兵也侵略了中国，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认为他们是罪大恶极的，从这方面讲，中国好像也没有认为所谓的“恶人死了以后，到那个世界去还是恶人”。这种观点，我认为过于把中日文化单纯化了，是错误的。

　　支持首相、天皇参拜的人希望迁出甲级战犯

　　南都：在靖国神社引起外交风波后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比较主流的是把甲级战犯的牌位从靖国神社中迁移出去。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高桥哲哉：我觉得中国政府反对供奉甲级战犯和首相参拜是理所当然的。当一个日本人想到战争责任的时候，也会认为供奉甲级战犯是不对的。因为靖国神社是把过去战争正当化的一个表现。供奉甲级战犯，以及首相参拜，我认为都很不恰当。

　　只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是，靖国神社一旦供奉了之后，绝对不肯把它迁移出去。靖国神社一直主张他们供奉的是神，甲级战犯也是，所以作为宗教神社，牌位绝对不能迁出。我自己的看法是，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坚持供奉甲级战犯的行为，别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日本宪法认同政教分离，如果把靖国神社再次用在政治上，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应该继续批判这种行为。

　　不过，靖国神社还是一个宗教团体，日本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即便甲、乙、丙级战犯全部迁移出去，首相的参拜还是会受到限制，不会一下子就能变回以前的状态。现状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很大的政治问题，也使天皇根本无法参拜。所以支持首相、天皇参拜的人当中，希望迁出甲级战犯，使参拜靖国神社不再是问题，从而不仅首相，天皇也能够去参拜。

　　我的主张是，如果甲级战犯被撤离之后，首相和日本天皇可以参拜靖国神社，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宪法第九条最终被修改，日本自卫队被允许开展军事行动之后，把甲级战犯牌位撤出的靖国神社，可能再次转变为支持战争的设施。我认为这才是可怕的。

　　南都：你是觉得日本宪法第九条修改之后，靖国神社还是可能会从宗教设施变为军事设施？

　　高桥哲哉：有会重新变成类似军事设施的可能性，因为修改宪法后，自卫队转变为日本军队，靖国神社就可能变成一个支持战争的设施。国家把新的卫国捐躯的战死者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之后，会激励首相以及天皇去参拜，因为这可能使日本士兵的士气高涨。

　　南都：此次胡锦涛主席访问，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葛太多，包括此前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也都在淡化历史问题。你觉得这会促使日本更好地反思，还是会让日本更加容易淡忘过去的历史？

　　高桥哲哉：战后60年，现在的韩国、中国也都是新的一代交替了前一代，过去的记忆逐渐变淡。但是，另一方面，日中，日韩还有东南亚国家的学术界，对过去历史的研究和鉴证更加深厚，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吧。像我这样，父亲曾是士兵的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都不希望以前的战争、殖民地行为重演，国家之间的对立绝对不能再次发生。我认为通过研究，对下一代进行教育非常重要。

　　本报特派东京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张磊 寇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