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社会各界纷纷捐款相助，但许多人先是将个人和企业的捐款排行，继而指摘富人和部分企业是“铁公鸡”，即便捐款也是“啬捐”。捐之“少”者纷纷受到道德挞伐，不得不继续解囊。捐钱相助还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历史上遇到灾年，城市商贾捐资救灾，乡村富绅放赈施粥，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但文献鲜有谴责捐者吝啬的记录。

　　真正指摘别人捐款过少的人，多数也都是捐助者之一，将心比心，他们认为富人和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灾难中应该做得更多。从原则上讲，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错。但是，将别人的财产掐指计算，算出捐赠的百分比后再指摘别人捐之过少，就显得有些不够厚道。这些言论汇聚成流，在社会上形成相当大的共识，甚至就有些危险。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已经有许多，我想重点分析如此心态形成的原因。

　　俗话说得好，朋友之交清如水，处之易，兄弟之情如手足，却也容易阋墙。盖朋友之间的产权关系明晰，兄弟之间的产权相对模糊。从社会学上讲，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施与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并不取决于受之多少，而取决于受者的期望和得到之间满足的程度。在朋友之间，由于产权关系界定清楚，所以些许关心和付出，我们常常就会知恩图报，但在大家庭里由于兄弟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受之者丰却未见得领情。千里送鹅毛的故事，发生在朋友之间，能成为清评典故，如果是兄弟之间千里迢迢去送鹅毛，姑嫂之间恐怕早就吵翻天了。道理就在于此。扩展到社会，如果公民之间的财产权关系十分清晰，并且受到相当严格的保护，那在慈善的过程中，施者的行为就会更容易受到赞许，因为不论捐助多少，都是在原本属于我自己的财产里拿出来给别人，道德上都值得赞许。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财产权界定不清晰，同时公民的财产权也没有受到严格的保护，即便捐者慈心行善，许多旁观者也会说：你那些财产，原本就不属于你，你早就该捐了！

　　以上的道理告诉我们，一些人热衷于为别人的捐款排行，多则喝彩，少则呛言，乃是因为还没有形成对私有财产完全保护的共识。如果一个公民看不清什么明确属于自己，自然就很容易将他人的财产看作是自己的。至少，他们不愿意确认，别人的东西仅仅属于别人。故而，从经济学上讲，有边界才有赠与，有对边界的保护才有道德。边界愈清晰，保护愈得力，慈善和道德才越有土壤。

　　不可否认，抱着原罪心态看待富人的财产，这也是“逼捐”的社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时期许多企业致富的途径，恰恰是以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亦可理解为每个人的私人财产）为代价。从这个角度讲，面对许多企业和富人的捐款，我们的社会缺少感恩心态，恰恰是为长期以来私有产权没有得到足够尊重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如要培育感恩之心，首先要在政治上建立受到明确监督的公共财政。在法律上建立一套尊重私有财产权的制度，这是新道德的制度基础。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构建新道德的过程中，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本身不能有例外。

　　只有上面的一些措施得到实施，每一个公民方能意识到：在一个财产权得到严格保护的社会里，剥夺和支配他人财产的行为和言论是不道德的，不管这种行为和言论是否打着道德的旗号！而他人在自己财产范围作慈善，不管数额多少，我们都要心有感怀，并涌泉相报。

　　□王志安（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