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如何看待新的“师德规范”修订方案中新增的教师要“保护学生安全”的规定？

　　范美忠：在我看来，这样的规定是非常模糊的。他必须规定在何种情况下，比如火灾、地震，教师要保护学生安全，缺乏可操作性，这样的规定就是毫无意义的。

　　南都：怎么样才算是具有可操作性呢？

　　范美忠：首先要明确，教师要不要保护自己，其次要明确保护学生的范围，比如校内还是校外，是不是具有不可抗拒性？最后，还要有一定的知识条件，比如对学生进行有组织的演习。履行责任是需要相关条件的，比如经过此次地震，教育部有没有提供经费，有没有对有关的校舍质量进行监管，只是简单地把责任推给老师，是不负责任的。

　　南都：但是根据我采访到的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比如台湾“教育部”的官员，他们往往强调很多规定确实是原则性的，因为无法细化和穷尽具体的情况。

　　范美忠：但是据我了解，包括国外的教育大纲，都是非常细化的，社会越来越发达，很多事情是可以细化的。

　　南都：包括台湾地区和美国，都有通过听证会解决原则模糊的经验，你觉得这与细化的规定相比，哪个操作性更强呢？

　　范美忠：我觉得听证会很难避免主观决定的方式，要明确责任，就需要细化的法律规定。

　　南都：那如果再遇到类似的紧急情况，你会选择履行“师德规范”的“保护学生安全”的要求么？

　　范美忠：那要看我有没有生命的危险。如果我判定我在的教学楼还是豆腐渣工程，如果没有经过演习，我还是跑的。就像如果有杀人犯闯进校舍用枪扫射，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堵枪眼的责任。就像最近一个访问光亚学校的美国同行讲，一是如果没有伤亡，就不应该追求教师的责任，而是应该追究那些造成伤亡的教师的责任，二是必须对教师进行相关的职业培训，三是如果要追究责任，不仅是教师的责任，应该从教育部一直追下来，看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南都：这么说，你觉得履行责任还是要以生命安全为前提的？

　　范美忠：我觉得教师当然应该保护学生，即使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履行这样的职责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不能以教师的生命为代价。

　　统筹 本报记者 韩福东 采写 本报记者 张东锋

　　（感谢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林琳博士在采访L.J老师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