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是一般的山，是大匹大匹青幽幽的山；水也不是一般的水，那种水哈，我给你说，摸上去冰沁得就像是好多好多北冰洋汽水全部倒在一起“

　　———成都人桑格格在震后用乡音描述记忆中的仙境汶川

　　“你盼着下雨，等于盼着泥石流、盼着天灾来。可要是没有雨，这覆盖县城的沙尘暴，就长期解决不了”

　　———建设部派来的规划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描述震后汶川困境

　　汶川，数字中的危机

　　按照规划专家尹稚的测算，县城区域减去地质灾害威胁区，再把避灾空间刨除，可以容纳的人口数只有3000-5000人。而现在，这里和周边地区居住了4万受灾群众。

　　新华社则报道说：震后汶川县城3.8平方公里的县城中，80%以上属于地质灾害高度危险区，另外15%属于中度危险，这“意味着整个汶川县城已经不存在地质安全区”。

　　安全用地的匮乏同时使广东对口援助汶川遭遇瓶颈。据参与汶川重建的人士透露说：国务院下达的板房任务是5万套，但汶川能够提供的土地只够搭建1万套。

　　杨厚学在汶川县生活了大半辈子，多年来积累的财产在地震中损失过半。

　　他现在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是跟着正在谋求整体搬迁、异地重建的县委、县政府离开这里，还是继续留在县城所在的威州镇，在次生地质灾害的包围下寻找可以栖身的家园？

　　曾经“非常好”

　　美景之外，这里有全阿坝乃至整个川藏地区最好的高中；这里还是阿坝州的经济“发动机”。县城所在的威州镇，坐拥房产上千平方米、身家过百万的富户并不在少数

　　在杨厚学眼中，汶川曾经非常好。因岷江得名的汶川（古语中“汶”、“岷”通用）是成都人心中的“后花园”，这里有最适宜人居住的气候，震前已有省城人准备在这里购房。

　　成都人桑格格在震后用乡音描述了记忆中宛如仙境的那一个汶川：“山不是一般的山，是大匹大匹青幽幽的山，如果要望到头就要用手把帽子按住，要不然就要掉在地上”，“水也不是一般的水，那种水哈，我给你说，摸上去冰沁得就像是好多好多北冰洋汽水全部倒在一起”。

　　美景之外，这里有全阿坝乃至整个川藏地区最好的高中，每年都有毕业生从威州中学走出重重大山，走向北大、清华。这里是317国道和213国道交会的地方，途经这里前往九寨黄龙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还是阿坝州的经济“发动机”，GDP占全州的1/3，工业增加值占八成以上。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崛起。从成都前往汶川，就像“姑娘走过的地方，一路鸟语花香”。公路边一块广告牌告诉你：“川藏公路———中国人的景观大道”。县城所在的威州镇，逐步发展成商贸、物流业的中心。

　　杨厚学生长的地方，威州镇双河村二组，逐渐被飞速发展的县城包围。他也靠着帮人拆房子，在年复一年的旧城改造中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的习惯是，今年挣到钱，加一层，明年挣到钱，再加一层”。杨厚学的妻子说。

　　震前，失地农民被带入一派看起来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在这个类似广州城中村的地方，坐拥房产上千平方米、身家过百万的富户并不在少数。村民经济形态也从农业生产转向物业出租。

　　杨厚学现在有点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绪中。他沮丧地认为，如果当初没有把赌注押在房产上，他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几乎丧失所有的生产资料。

　　“站立的废墟”

　　建筑物就像千层酥，经不起外力拿捏，“受的都是内伤”；专家评定这里是地震极重灾区，也是次生地质灾害极高危险区，大规模居民点不宜继续存在

　　初到震后汶川的人，未必能立刻相信杨厚学反复陈述的苦情。如果乘坐直升机盘旋一周，除了蓝色帐篷，以及县医院爆破后留下的空地，你无法在汶川县城发现更多地震肆虐的痕迹。5月23日，当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到达汶川时，这位建设部派来的规划专家一度以为县城还能够找到正常营业的宾馆。

　　事实上，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前，汶川县和阿坝州的官员都曾表态：汶川县城不会迁移，川西北将崛起一座民族风味浓郁的高原新城。“人们在西北沙漠都能生存下来，何况在汶川”，来自阿坝州副州长田晓丹的豪言壮语显示着重建决心。

　　尹稚后来发现，县城绝大多数房屋不是倾斜就是开裂，内墙和外壁呈现出极其危险的“X”形裂纹。正如副县长张通荣所说，整个汶川县城只剩下“站立的废墟”，“受的都是内伤”。建筑物就像千层酥，经不起外力拿捏。6月13日，警方用麻绳串起沿街的路灯，上面系上红布条以示警戒。“这是危房，不准靠近，懂不懂？”一名警察在县城西街招呼着路人。

　　随着越来越多专家队伍进入，汶川陆续被扣上好几顶“帽子”。这里是地震极重灾区，一条活跃的断裂带贯穿整个区域。断裂带上发生的著名地震有：1933年7.5级的叠溪地震，1976年7.2级松潘地震。前两次地震间隔时间为43年，而上次地震距这次汶川大地震为32年。

　　这里也是次生地质灾害极高危险区。从2003年到此次地震前，县域内地质灾害共造成43人死亡。最惨重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泥石流造成11人死亡、50人受伤。最轰动的一次发生在2007年，阿坝师专6000多名师生紧急转移。

　　这里还被评定为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严重超载地区，除非大量削减人口，否则人与自然无法协调共生，因此大规模居民点不宜继续存在。

　　两难的困境

　　震后1个多月，汶川县委、县政府启动紧急避险，全县7万多人要从山区转移疏散到公路沿线。县城街道上，随处可见“紧急搬家”的广告

　　杨厚学很难相信，他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有一位漂亮的羌族夫人，标致帅气的儿子也已经成年，一家人共同经营着几处旅社和门面房。

　　不过汶川现在的状态，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居住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震后1个多月，汶川县委、县政府启动紧急避险，全县7万多人要从山区转移疏散到公路沿线。威胁生命的，是渐行渐进的雨季，以及随后必然爆发的次生地质灾害。此前专家警告说：“地震后遗症”可能带来比地震更多的人员伤亡。

　　政府的紧急行动感染了整个县城。街道上，随处可见“紧急搬家”的广告。收费参照家具多少和楼层高矮，一至四楼400元，四楼以上600元。与危房中来不及带走的财产相比，这个价格并不算多。

　　震后开张的商铺也在“紧急甩卖”。个体户的想法是：清货结束、尽快离开。生意最好的是军品代销店，县城里风行迷彩服，仿佛回到“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

　　山区是另外一番景象。没有人心甘情愿离开自己的家园，却不得不跟随亲朋好友爬上军队开来的卡车。他们惦记着自己的房子———虽然绝大多数已成危房，地头的樱桃———如果没被山土覆盖的话，还有那些猪———一些人临行前放它们逃生。山民的隐忧是：等到雨季过去，这一切是否还会存在。

　　可是河谷坪坝的生活仍然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晴热天的下午，这里会刮起沙尘暴，河谷中冷热空气循环是动力，震后破碎裸露的山体是沙尘源头，据说10年以内无法治理。

　　一个两难的困境，正如尹稚所说，汶川年降雨量只有500毫米，而且主要以暴雨形式出现，“你盼着下雨，等于盼着泥石流、盼着天灾来。可要是没有雨，这覆盖县城的沙尘暴，就长期解决不了”。

　　安全用地匮乏

　　新华社报道称，“整个汶川县城已不存在地质安全区”；副县长张通荣承认，很多紧急避险的土地，实际上也在次生灾害威胁中；安全用地的匮乏同时使广东对口援助汶川遭遇瓶颈

　　除此而外，欣欣向荣背后长期积累的问题，也在震后充分暴露出来。尹稚在调查中发现：汶川县，作为在地震前就长期被地质灾害骚扰的地区，规划中没有保留足够的避灾空间。

　　“避灾空间”是指：平时老百姓是住在房子里的，一旦发生灾害，留下来的绿地、公园、广场，要能够通过临时安置把老百姓全部过渡掉。而现在汶川的情况，用尹稚的话来说，是“满世界找地方盖帐篷”。

　　受到专家警告的副县长张通荣承认，很多紧急避险的土地，实际上也在次生灾害威胁中，“可是就这么大地方，不在这里又能去哪里？”

　　按照尹稚的测算，县城区域减去地质灾害威胁区，再把避灾空间刨除，可以容纳的人口数只有3000到5000人。而现在，这里和周边地区居住了4万受灾群众。

　　新华社则报道说：震后汶川县城3.8平方公里的县城中，80%以上属于地质灾害高度危险区，另外15%属于中度危险，这“意味着整个汶川县城已经不存在地质安全区”。

　　安全用地的匮乏同时使广东对口援助汶川遭遇瓶颈。据参与汶川重建的人士透露说：国务院下达的板房任务是5万套，但汶川能够提供的土地只够搭建1万套。

　　6月10日，尹稚在递交阿坝州和建设部的报告中呼吁：不要再简单从完成指标出发下达安置房指令，不要再催逼汶理茂地区（特别是汶川县）的活动房建设进度和强制性总量要求。

　　这份报告正式提出：汶川县原址和县域内其他地方，完全不具备县城恢复重建的空间面积和环境容量，因此建议结合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地点选择，一并考虑新县城异地重建问题。

　　搬还是不搬

　　居民顾虑：“一辈子的心血大部分都在房产上，人走了房子怎么办？”社区归属感同样难以割舍。建议县城整体搬迁的规划专家尹稚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考虑移民”

　　在报告完成之前，县城即将搬迁的消息已在民间流传。6月8日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说，恢复重建规划必须充分听取受灾群众意见。于是一场关于“同意”还是“不同意”的调查，就在居民当中全面铺开。

　　“大家的顾虑是，一辈子的心血，大部分都在房产上，人走了房子怎么办？”杨厚学说。守着毁而不倒的房子，总比一无所有的感觉好，这即是村里一半人不愿离开的原因。

　　社区归属感同样难以割舍。一些村民忧心忡忡：搬迁后全村人热热闹闹操办红白喜事的情景，将成为永远的回忆。杨厚学激动地说，“那么多公共所有的锅碗瓢盆，还有桌椅，人走散了，都不晓得咋个分！”

　　最朴素的反对意见，来自文化馆退休干部汪友伦。这个70岁的羌族老人说：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一直在向子孙万代传授避灾常识，“哪些地方涨过水，哪些地方发生过泥石流，我们心里都有数”。在羌族山寨背后，还有护佑村民的神树林，那是抵挡祸从天降的屏障。

　　在汶川，羌族约占全县人口1/3，他们受到汉藏文化影响，但仍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包括神信仰。地震来临时，山上羌人齐齐下跪，烧香吹哨，祈求鳌鱼息怒。地震在民族神话中，被解释为这种动物在地下辗转腾挪。

　　“羌族有句俗话，人整人整不死，天收人草不生，所以我们尊重神。”汪友伦说。他不相信，这个一直在艰苦环境下繁衍后代的古老民族，会因为一场地震走向灭绝的边缘。

　　建议县城整体搬迁的尹稚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考虑移民”。他提出的原则是：第一，尽量采用升学、就业等软性移民方式；第二，成建制移民以保留原有的社区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第三，移民生活质量改善绝对优先。此外他认为：“微观尺度下，仍然能够发现可以居住的‘安全岛’”，百年以上村寨，都不需要搬迁。

　　落点在哪里

　　一个数字模拟的汶川新城已经放在尹稚的电脑中，他透露说，除整体搬迁、异地重建外，月底即将上报的规划报告可能出现另外两个备用选项

　　在汶川，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县委、县政府将汶川恢复重建的希望寄托在成都平原边缘、都江堰境内一处叫“玉堂”的地方。这片大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预计可以实现10万的人口容量。而当地官员的长远逻辑是：震后汶川全县所剩两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已经不足以支撑汶川经济恢复，开疆拓土是大势所趋。

　　可以想象，跨行政区划的重建，必然夹杂着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较量。

　　对汶川县来说，平原地区为生产力重新布局提供了各种可能。县领导已经在各种场合向来访的广东官员表达了希望承接对方产业转移的要求。

　　对阿坝州来说，汶川异地重建意味着保住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益于这个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

　　但对都江堰来说，则是丧失了一块宝贵的城市发展预留空间。

　　尹稚预测，汶川整体搬迁、异地重建的可能性在于：首先，跨地区、跨行政界线调配资源正好是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体现；其次，“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要求，汶川重建不是“人定胜天”，而是“顺天应人，避让为先”。

　　一个数字模拟的汶川新城已经放在尹稚的电脑中，他透露说，月底即将上报的规划报告可能出现另外两个备用选项。一种方案是“肢解”汶川，南北两部分分别并入茂县和都江堰。接下来的问题是：茂县能否取代汶川，成为阿坝州新的中心。

　　另一种方案是“外挂一台发动机”，即政治中心在大幅压缩的前提下就地安置，经济中心则采用某种类似工业园区的方式，在其他区域给汶川和阿坝的税收划出一片“飞地”。这种方案的风险在于，尹稚说，“经济上去功能化以后，政治中心否还能存活下去”。

　　无论何种方案，最后的疑问是：落点在哪里。“这应该是政治家决策的事情。”尹稚说。

　　生活在继续

　　低价甩卖鸭子的养殖户、市场上吆喝卖猪肉的中年妇女、驾车4天4夜来卖鸡蛋的夫妇……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之前，汶川人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汶川整体搬迁的设想得到了阿坝州的支持。那位曾经力挺原地重建的副州长后来也改口说：“汶川县城的地质环境并不稳定，地质灾害还会有很多。另外，在原址重建县城的费用要高于搬迁新建”。

　　一个内在的矛盾是：县城搬不搬，搬去哪里，县委、县政府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而受灾群众希望，方案确定后再对个人未来进行选择。“最好地方选好后让我们先去看一看。”杨厚学的一位街坊说。

　　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之前，汶川人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6月16日下午，雨后天晴，一个中年妇女在双河市场上吆喝：“猪肉，14块钱一斤”，价格和震前基本持平。她说，生猪是政府组织，从紧急避险的下山农户那里收购的。

　　不远处，一个养殖户蹲在一条长凳上抽烟。地震中，从天而降的石棉瓦让他损失了500多只鸭子，现在他以每斤6元的价格低价甩卖。“从映秀到汶川的路还不通，家里的饲料快吃完了”。他解释说。

　　现在从成都进入汶川，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远的要走马尔康，迂回近800公里；另一条是翻越夹金山，不过山高路险。但路途遥远也没能阻挡商人的脚步。一对夫妇驾车4天4夜，运来一批鸡蛋。他们在理县卖掉一半，另一半送来汶川。“5角钱一个，和成都一样，汶川物价水平比理县高一些”。这是他们的“生意经”。

　　夜里的汶川县城也不算冷清。两个星期前，县城开始间歇性供电。红军桥头一家餐馆贴出海报说：“有线电视已开通，欢迎大家看新闻”。大街两侧，提供这种服务的餐馆还有两处。

　　这天晚上，一条街上3部电视机播放着四川电视台同一个频道的抗震节目。尽管脱险后嚷嚷着要喝冰镇可乐的男孩、废墟中发誓要坚强活下去却在被救出后10分钟最终离去的陈坚早已不是新闻，但是观众们看得那么入神，没有谁提出换台。他们似乎在为自己感到庆幸，同时又在寻找希望。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贺信 资料整理：实习生 庞瑞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