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蛇口通讯》的创办人韩耀根的眼中，那一段“不因言治罪，免于恐惧的自由时光”是他“40年‘战战兢兢’的新闻生涯中，最为彪悍的一页”。这段他眼中的“黄金时光”，始自1985年2月28日。当天的《蛇口通讯》第三期刊发了《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是蛇口青年第一次向工业区的“最高领导”袁庚“公开开炮”。文章列举蛇口工业区在企业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指出“蛇口的效率远不像传说中那样高”，批评袁庚“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工业区的整体水平很不理想，你不能不负主要责任”。韩耀根在文章的旁边配发短评《“恐惧”，告别吧！》。

　　198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四版头条，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为题报道了”进一言“的新闻。并且黑体字在文首导读：他（袁庚）认为群众有意见就应该公开讲。只要不是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意攻击，不是人身诽谤和造谣中伤，便应当欢迎。当天的《人民日报》评论那是”蛇口的第一声春雷“。袁庚也因”宽容‘纳谏’“，且”不用送审“的批示，而再次成为”政治明星“。

　　这一事件的冲击波，让当年的年轻人受到“像原子核受到中子轰击一般”的激荡。一年之后，这个还未获得“准生证”的内部刊物，凭借“舆论界的第一声春雷”摘下“1985年度中国好新闻”特等奖。

　　如果说“进一言”是舆论界的第一声春雷，在蛇口通讯创刊一周年后成立的蛇口新闻沙龙，则是这春雷炸出的蛇口“议政”的平台，“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谁都可以讲话，坚持自已的观点，反驳其他不同观点，沙龙发言整理后公开见报”。在老蛇口人的心中，那“沙龙是思想的市场”，袁庚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也广为流传。

　　在老蛇口的质疑声中，《蛇口通讯》一度筑起的舆论祭坛，未能走得更远。它停滞在“普通群众敢于公开发表自已的见解，领导干部具有广开言路的承受能力。但前者没有超越甄明伲，后者，仍然伫立于袁庚的身影中”。

　　我要试探袁庚的承受能力，看他对“民主”是不是叶公好龙。

　　———韩耀根

　　在蛇口办报，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袁庚

　　“你这是欺骗你的观众”

　　袁庚不满“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邀请韩耀根“用父母之心办张小报”

　　1985年2月15日，《蛇口通讯》的总编辑韩耀根正在为第三期的稿件发愁。

　　韩耀根是在三个月前从上海空降蛇口的。那时他顶着“被开除党籍和不调档案”的风险。但他坚信胡耀邦说的“中国的起飞将从蛇口开始”。

　　韩耀根与蛇口的第一次接触始自1983年初。这位自沪上来的记者到蛇口采访时得知“袁庚要找一批‘冒险家’，在蛇口这个九牛一毛的地方，做出一番事业，要把蛇口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他还要在这里组织各种各样的民主协会。形成压力团体，让不适合生存的思想通过压力淘汰掉”。他向袁庚提议，办一张小报，为改革开放“鸣锣开路”，但那时袁庚并不同意在蛇口办一张报纸，然而韩耀根还是被袁庚的“理想”扬起了“热望”，他向袁庚承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愿意到蛇口“充当一个试验品”。

　　1984年春天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后，蛇口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特殊兴趣，各种报道，包括谬误百出的新闻出现在国内外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新闻栏目中。为以正视听，袁庚让过永鲁致信韩耀根。邀他来蛇口“用父母之心办张小报，父母骂孩子有时会咬牙切齿，但心是好的，是恨铁不成钢”，报纸“可‘三五同仁，小打小闹’，但不能走计划经济体下办报的路子。要实事求是，舆论要开放，不搞‘成绩缺点二八开’，要敢于登批评蛇口的工作的文章，要敢登负面的新闻，包括批评我的文章，报纸文责自负，总编辑有终审权。”

　　由此，韩耀根认为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新闻环境，“国内用放大镜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1984年11月9日，韩耀根到蛇口。同年12月28日，蛇口工业区党委的机关报《蛇口通讯》试刊。韩耀根成了这份报刊“文责自负”的总编辑。

　　1985年2月15日的晚上，为稿源头疼的韩耀根最先想到的是蛇口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周为民。周是“清华三剑客”之一，他在蛇口有着“敢犯颜直谏”的名声。

　　韩耀根来到周为民的宿舍，像地下党接头似的凑近周为民。“我要试探袁庚的承受能力，看他对‘民主’是不是叶公好龙，你能不能把平时抱怨的对工业区管理方面的一些尖锐意见写个东西？”周为民瞪着韩耀根。半天后说“可以说，但不会写”。

　　碰了壁的韩耀根转身又来到过永鲁家。过永鲁虽然支持他的做法，但提不出系统的批评意见。韩耀根想发动一些“公民意识强”的同事，想让他们“放放炮”，但“策反”未能成功。他们愿意说但都不愿动笔。

　　韩耀根要“试探”袁庚的原因，是因为袁庚最近一系列的讲话。

　　1984年11月28日，在蛇口召开的“全国当代香港经济研讨班”上，袁庚当着数百名来自香港和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专家、学者的面，自扬家丑。他说：“我在这个讲台上不敢讲什么经验，教训倒是不少，今天我要扬点家丑。你们一定看到了，蛇口的城市规划存在很大问题。除了工业大道之外，几乎没有一条道路是笔直的，还有许多断头路，不适合未来经济发展和消防安全的需要。蛇口四海小区前不久工棚发生火灾，消防队赶到救火，水管里没水，非常狼狈，驻在蛇口的电视摄影组赶去拍下了部分镜头，却又不敢纳入系列片中去，就是怕给蛇口脸上抹黑。我说：你这是专门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你这是欺骗你的观众。”

　　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一片寂静。袁庚接着说，“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实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又是一片寂静，之后会场像突然醒来的人一样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字不改，照发”

　　袁庚说，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不审稿

　　1985年2月5日，袁庚再次见到韩耀根时，他又一次提出“报纸要敢于登批评文章，甚至包括我在内的批评文章。这份报纸要给总编终审权，不用审稿”。

　　韩耀根“嗅”到了某种不同，不过他不肯定自己摸清了袁庚这话的虚实。但他仍然想“看看袁庚的承受力，看他究竟是作秀还是真实想法”。

　　尽管2月15日晚韩耀根的“地下工作”没有成果。但2月17日大早，韩耀根刚刚进办公室，周为民的电话打了进来。

　　“如果我写一个尖锐的稿子，你敢登吗？”周为民的语气里有些挑衅。

　　“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韩耀根的语气甚至有些赌气。

　　“那好，我写出来，你随便改，算我们两个写的”。周为民谈完条件后的次日，即将署为“匿名”的稿件送给了韩耀根。

　　大年三十的晚上，韩耀根来到过永鲁家年吃年饭。他从兜里拿出一封信，在过永鲁的眼前晃晃。过永鲁看完信，说：“写得太好了。你准备见报吗，可能会引起蛇口思想的震动。后果难料！”“你猜这是谁写的？”过想了一下，小声说：“我看是周为民写的，因为就他注意研究企业管理。”韩耀根既不证实对，也不证实错，只是说：“我要办件大事了，我要试试袁庚的虚实”。说这话时，韩耀根的眼里放着光。

　　两天后，经韩耀根加工过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稿件已经成了第三期《蛇口通讯》的清样。因为“周为民通篇都是太重的大字报口气”，韩耀根“怕压力过大，塑形不成功”，除了将语气变得缓和外，他还把署名换作了“甄明伲”。

　　稿件旁配发了《“恐惧”，告别吧》的300字不到的短评。那是韩耀根约稿时的感想：平时敢于“放炮”的蛇口一些党员一听要见报都不敢动笔，怀有顾虑。而“要想批评必须有一种免于恐惧的气氛”。

　　对于稿件和短评，韩耀根决定送审。这也符合“批评报道必须与被批评方见面的新闻原则”。

　　大年初二晚上10点，韩耀根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称有批评他的文章，想送审。袁庚语气坚定：“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干部来干什么？”

　　放下电话后，韩耀根仍放不下心。他担心袁庚低估了批评的尖锐度，也“摸不准袁庚的气量和承受的边界在哪里”。

　　次日晚上，韩耀根仍坚持将稿件送到袁庚家里。但袁庚不在，他留下版样后离开。

　　当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当他试探性地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时，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不必。那一夜，韩耀根喜出望外，无法入眠。因为在他的预计里“做一下修改还是最乐观的一个答案”。

　　大年初四一早，韩耀根就到袁庚家取回稿件。稿件上袁庚批注：“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刊登讨论”。在批注的最后，他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不用送审”的消息在蛇口迅速弥散。这多少有些犯“天条”的创举，“让那些热血青年们有了萌动的快感”。“向长官开炮的报道可以不审，这无疑是对传统禁区也是对官员权威的挑战”。

　　就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再次让韩耀根吃下定心丸。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预告了《蛇口通讯》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他说：“在蛇口办报，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那一次，韩耀根认为是袁庚公开亮出了“底牌”。他“要用舆论监督权力”。也正是那次的讲话为之后他苦心营造的蛇口不以言治罪的氛围定下基调。

　　《向袁庚同志进一言》

　　《蛇口通讯》第三期头版发表的这篇文章列举蛇口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批评袁庚“不能不负主要责任”

　　1985年2月28日，《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在《蛇口通讯》第三期头版发表。文章列举蛇口工业区在企业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指出“蛇口的效率远不像传说中那样高”，批评袁庚“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工业区的整体水平很不理想，你不能不负主要责任”。

　　配发的《“恐惧”，告别吧！》的评论说“这封信让人感到清新的民主之风徐徐吹来。……然则，甄明伲似像匿名。作者大概有难言之处，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心理。这说明工业区民主风气的形成，尚需一个过程。美国历史上领袖人物说过：要有消除恐惧的自由。美国人尚且敢于把它刻在碑上，以勇于探索为崇高使命的蛇口工业区人，岂能再让‘恐惧’禁锢自己的头脑。”为此，文后发出呼吁：“‘恐惧’，告别吧！”

　　就在《蛇口通讯》在广州开印之时，《羊城晚报》迅速采写并全面报道“进一言”，之后《南方日报》以《“甄明伲”文章的前前后后》跟进。

　　两天后的3月23日，《人民日报》在四版头条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全文转发了《进一言》，并在文首黑体导读”他认为群众有意见就应该公开讲。只要不是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意攻击，不是人身诽谤和造谣中伤，便应当欢迎“。《人民日报》配发评论称那是”蛇口的第一声春雷“。同一天，新华社，中新社均跟进报道。

　　“这一轮的冲击波至少持续了两年半”，这远远超出韩耀根，也超过出袁庚的预料。

　　袁庚因这“一声春雷”成为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的“政治明星”，蛇口也迅速成了青年人心中的圣地。更多的青年才俊看了这篇文章而投奔蛇口。

　　当年有《新观察》要第14期刊登《袁庚“纳谏”的前后》时，袁庚再次对记者高汾解析了他“石破天惊”之举的原因。“人民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在报上展开批评是好事，否则很容易助长某些干部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如果多开展批评，不正之风就会收敛。我主张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记者既然让他当了，就应该信得过，要相信记者的水平在有些问题上不一定比审稿的人低。”

　　袁庚在15年之后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了那时“探雷之举”的因由，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我只能启动舆论工具，实施权力监督”。

　　在过永鲁看来，《进一言》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复归常识”。这位当年拥护孙中山革命的广州《大同报》主笔徐啸天的后代认为：很多年以来，我们的媒体忘了“社会之公器”这一职能，故当《蛇口通讯》突然放大民意，复归本位的时候，它难免“少见多怪”，受到同仁们的青睐。一轮又一轮的新闻轰炸之后，1987年前后，广东话剧团还以此为蓝本的排演了一部名为《裂变》的话剧。

　　1986年，《进一言》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大奖。而那时，《蛇口通讯》刊号仍未到手。这个未获“准生证”的“黑孩子”拿了体制内的最高奖。韩耀根始终相信这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进一言》也让他的40多年“战战兢兢”的新闻生涯中有了“最为彪悍的一页”。

　　“出事由我负责”

　　因为蛇口公安机关“逼打成招”事件，《蛇口通讯》坚持舆论监督，拒绝了袁庚的撤稿建议

　　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认为这是袁庚的一个“阴谋”。有人传言那是袁庚授意而为之的。但也有新闻界前辈认为即便《进一言》果真为袁庚本人蓄意炮制而成，那也是一种纳谏，是《英雄儿女》中王成“向我开炮”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

　　2000年，当韩耀根再次就“进一言”跟他的老领导袁庚对话时，袁庚说，如果套用毛主席的那句话，这是一个“阳谋”。

　　尽管韩耀根从未透露过，谁才是“甄明伲”，但有些蛇口人依然从字里行间发现了周为民的痕迹。就在媒体大规模对《进一言》进行宣传之时，一封署名为“钟高”的信塞到了《蛇口通讯》报的门缝里。

　　“请你不要再参与周为民玩的这场游戏，否则……”。这是韩耀根在蛇口办报以来第一次受到的威胁。他将纸条交给袁庚时调侃说“我想我还会收到子弹的”。

　　袁庚看完后嘿嘿一笑，“我知道谁写的了，不用管他，总有人害怕舆论监督。害怕是好事”。

　　时间飞逝至1987年初。袁庚收到一封音乐人李跃飞写来的申诉信。信中称，因疑其偷窃了香港人康先生的财物，蛇口公安机关经过例行的排查，一口认定是他犯案，将其抓去“逼打成招”，扣了39天，受尽折磨。在确定其没有偷东西后，还警告他“出去后不准乱说”。

　　袁庚把韩耀根叫到办公室，让其“调查核实”。“蛇口的朗朗乾坤岂能容这样的事情发生”。韩耀根派出记者吴菊生扎实调查，结果“符合事实”。但如果见报，会“触犯公检法”，这可能触动一个新闻禁区。

　　但衡量再三，韩耀根决定发。“蛇口若真是民主社会，就不能不为民伸冤”。

　　有关方面在收到信息后，前来制止，明确表态，即使搞错也不能见报，因为将损害公安和区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袁庚也“过问”此事，说申诉信反映可能不实，有片面性，建议不发。

　　韩耀根认为袁庚“受了压力或受了误导”。他相信记者吴菊生的职业操守和判断能力，坚持要文责自负。并向袁庚表态：文章已经排版，不能撤消。说罢拂袖而去。20年后的今天，韩耀根认为那时没有意识到“袁庚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我”。

　　袁庚的“高参”梁宪冲出门外，拉着韩耀根“别登了”。

　　“请你回去告诉袁庚，登也得登，不登也得登，撤不回来了。出事由我负责”。韩耀根回答。

　　1987年《蛇口通讯》第一期，以《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进行报道，对蛇口公安机关和蛇口管理局领导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报道引起了深圳市公安局的关注，并迅速派出调查小组前来了解情况，《蛇口通讯》也承受了极大压力。

　　在改革开放的蛇口竟然发生这样的冤假错案，还不让报纸报道，舆论哗然，引起全国公愤。

　　北京的《法制日报》等媒体进行转载之后，公安部副部长，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还专程飞抵蛇口调查，和韩耀根畅谈3小时，肯定了《蛇口通讯》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做法。

　　恰在此时，偷了港人康先生钱包的小偷被逮住，彻底还了李跃飞清白。公安部门向李跃飞道歉，《蛇口通讯》对此又作了如实报道。两名一度折磨李跃飞的民警，也因此被开除出公安队伍。

　　1987年2月，因此话题而起的新闻沙龙，是新闻沙龙开办两年来人数最多一期。

　　不足1元的“经济问题”

　　袁庚要求党委把“倒韩”歪风压下去，《蛇口通讯》创刊以来没有一人因发表批评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

　　时隔不多久，有人开始举报韩耀根有“经济问题”，认为其“动用报社的广告款帮朋友办报”。工业区有关部门派审查组进驻《蛇口通讯》进行调查。在历时三个多月的清查工作之后，收入的广告账和上交款仅差不足一元钱。

　　在工业区公布清查结果的会议上，当韩耀根听到党委已经查清他的经济问题，并提议“官复原职”时，他破门而出，跑到走廊里，48岁的他泪流满面。

　　21年后的今天，韩耀根忆起当时在走廊里的心情，眼中有闪烁的泪光。“我在走廊上好好地吸了一口气”，那曾是“我梦想为之奋斗终生的地方啊，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我也没有让袁庚丢脸”。

　　那一天，在工业区党委会议上，有位党委委员向袁庚报告，有人“倒韩”时，他很生气，要求党委“把‘倒韩’的歪风压下去”。

　　尽管袁庚找了两个前驻外大使萧向前和陈肇源做了韩耀根两三个晚上的思想工作，希望他重返《蛇口通讯》总编辑的位置。但韩耀根的心“已九头牛也拉不回”了。在他看来“蛇口的民主改革在袁庚之后必定凶多吉少”。

　　奔回上海之后，袁庚还再三派人请韩耀根返回深圳。1987年10月1日，韩耀根再次“上岗”，但是他坚决地离开工业区那张他视作“自己孩子”的报纸。

　　到今天，韩耀根仍“无悔”受袁庚的感召来到蛇口，并办了一份小报。

　　据第15期《蛇口通讯》报道，创刊以来，共发表群众投来的和记者采写的批评稿件50条，其中批评区委负责同志的5条，区政府和管委会所属机构的29条，企业的16条，没有一人因发表批评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

　　公开点名批评工业区领导一度甚至成了《蛇口通讯》的一种“时尚”尽管有些批评稿件仅仅是“为批评而批评”，但在这段黄金时代过后，很多人还是因袁庚当年未能就“舆论监督”形成制度而遗憾。

　　在袁庚从前的秘书过永鲁的眼中，袁庚所做的不过是还原常识。但“进一言”的遗憾在于，它本身仍有着封建残余的痕迹，有将领导和人民视作君臣之嫌，而实际这两者该是仆主和委托被委托的关系。

　　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舆论监督”再次在深圳这个城市引起广泛讨论。前不久，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对外宣称，将制定《深圳市舆论监督条例》，以规范和加强舆论监督工作。

　　意欲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深圳其即将出台的条例，是否能跳出或超越“唐太宗式的‘纳谏’”的高度，无疑会让人给予更多的期待。

　　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

　　资料图片翻拍：本报记者 赵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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