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的职责不是救治生者，而是为死者保留在世上最后的印记。

　　汶川地震造成大量同胞被掩埋遇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温上升，遇难者的遗体逐渐腐烂，若不及时妥善处理，极易诱发大规模的疫情。5月17日，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李英碧教授带领梁伟波、廖淼、罗海玻、叶懿、许光亚、佘晓欣、林丹等8人组成的法医学专家组，奔赴灾情最惨重的北川县城。他们的任务是及时从遗体身上提取DNA检材，为检验、比对、确认遇难者的身份做好准备，并对遇难同胞的遗体进行逐一登记、检验、照相后分类造册上报现场指挥部。

　　6月30日晚，执行这一任务的讲师梁伟波和博士生罗海玻代表同伴们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起亲历的震后北川，谈起他们与遇难者遗体相处的四天三夜…

　　北川最后的四天三夜

　　我们还想在那里多做几天工作。因为毕竟还有人埋在那里……我们还想争取处理更多遗体，把更多DNA检材取出来。但是最后我们不得不服从命令离开

　　南都：你们见证了北川县城救援挖掘的最后四天三夜。

　　梁伟波：对，5月21日那天上午，我们就接到命令，要我们撤退，从头一天开始，北川已经开始封城。当时一方面挖掘难度很大，另一方面，12日到20日有八九天了，生还的希望已经基本没有了。而且现场的情况是，越往后面挖难度越大，因为深埋的已经很难挖出来。

　　南都：从你们的角度来讲，你们愿意离开吗？

　　罗海玻：不愿意，我们还想在那里多做几天工作。因为毕竟还有人埋在那里……我们还想争取处理更多遗体，把更多DNA检材取出来。

　　南都：这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点印记。

　　梁伟波：对，也让他们的亲人更多一点找到他们讯息的希望，但是最后我们不得不服从命令离开。因为当时（撤退的）决定是从国家层面上考虑，防疫、堰塞湖（的原因）都有。

　　南都：你们所做的DNA取材，它的意义在哪里？

　　梁伟波：我们的照相、提取的DNA检材，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可以建立遇难人员身份识别的DNA数据库。如果有直系亲属，就可以通过DNA的比对，在数据库里搜索、检验出来。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一家人都没有了，在没有亲属来认领的情况下，它就永远湮没在数据库里了。

　　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尸体已经腐烂了，皮肤和头发不能检验了，所以必须取肋软骨或者牙齿。我们都希望，至少保留他（她）一个完整的形象

　　南都：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是突然的吗？

　　梁伟波：地震以后，我们一直在想怎么去做些什么，尤其是看到电视上有公安系统在做DNA检材提取工作，心里也很想加入进去。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如果不通过组织，不通过政府直接赶到现场的话，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所以，当时都在焦急地等，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途径做志愿者，但是还是想着，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和专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是隶属于司法厅的，5月16日下午，我们接到司法厅通知，说公安系统需要我们支援，一下子好多同学都来报名想去。最后去的8个，都是从技术层面讲，业务比较熟练、比较优秀的。

　　南都：很多人都对你们所做的工作感到神秘，你们提取的检材主要是什么？皮肤和头发？

　　罗海玻：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肋软骨。地震后最开始的头两天会是头发和皮肤，因为遗体比较新鲜。但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尸体已经腐烂了，皮肤和头发不能检验了。

　　南都：皮肤已经不能担当检验的职能了？

　　罗海玻：对。而骨头是最后腐烂的（组织）。

　　南都：按照你们的术语来说，当时的尸体已经处于什么状况？

　　梁伟波：高度腐败。对取证来说，是很困难的。当时已经经历过下雨、暴晒，然后又是下雨，遗体的腐败程度已经比较高了，所以必须取肋软骨或者牙齿。

　　南都：软骨还是牙齿，选择上有倾向性吗？

　　梁伟波：这跟法医自己的习惯有关，但是我们一般尽可能选择软骨。因为取牙齿必须要取磨牙，磨牙是很难取的，要把遗体的脸部割开，基本上面容要完全破坏掉，而面部是一个人特征最明显的部位，我们都希望，至少保留他（她）一个完整的形象。

　　南都：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梁伟波：对。但是有的遇难者的胸部已经完全被砸坏了，就只能取牙齿。

　　南都：在此之前你们有过处理类似群体灾难事件的经验吗？

　　梁伟波：这个专业我们已经学了很多年。我们去过公安局实习，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刑事案件，但以前都是单发的（案例）。这一次我们去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区别刑事案件和灾难性死亡，比如是被砸死还是刑事案件死的。也许有些人（之前）有矛盾，会趁震后混乱进行报复啊。

　　南都：你们能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检查区分出来吗？

　　梁伟波：（可以判断）大概。

　　南都：事实上，你们那几天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梁伟波：没有。我们去的那四天里没有。

　　南都：你们团队一共处理了多少具遗体？

　　梁伟波：600例左右，具体的数字没统计。每个人都做了接近100个。取材以后，就交给当地的公安机关指挥部，他们有专人编号，保存好，之后进一步做检验。

　　第一次感觉汗如雨下

　　我们进去的时候穿的是防护服，戴防毒面具，头一低，还没动，汗就滴在眼镜上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汗如雨下。但是气味还是有，就算第二天面具里面加了一层棉纱口罩也挡不住

　　南都：到了灾情最重的北川县城，你们发现现场的情况和自己原来想象的有出入吗？

　　罗海玻：有。我们想象的条件和环境更恶劣，我们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过去的。我们以为那里会是尸横遍野，但是至少我们去的时候，表面的尸体已经都没有了，很容易挖掘的都已经被处理了。我们去的时候，埋在里面的，都是需要深层挖掘的。就这一点来说，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些。

　　南都：也就是说，遇难者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

　　罗海玻：对。

　　梁伟波：救援队伍不只是救活人，还有死人。只要是可以发现的人，都要去处理。可以救活的要救活，不能救活的也要合理地安葬。我们去的时候，救援已经去了三万人，你想想，三万人在里面，不可能只是去寻找活人，那不是他们工作的唯一意义。只要是他们遇到的、看到的那些，都愿意把他（她）做比较好的处理。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南都：你们的任务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梁伟波：先到指挥部报到，指挥部分组，分配任务。我们工作一共有三个点，（如果）遇难者被挖出来时，尸体已经基本上无法认领或者无人认领，基本上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就近往三个点送，由我们来做检材处理。

　　南都：每处理一个遗体需要多长时间？

　　梁伟波：不一定，要看尸体的状况。这也跟法医的习惯有关系。最快的在十分钟内。

　　南都：大概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梁伟波：先大概看一下遗体再做决定取什么部位，再拿编号放在遗体上。我们是跟公安搭配，三个人一组，第一步由专门的人来照相，照相一般由公安来做。照相有三步，第一步是拉开袋子的一边，拍全身照，第二步是拍面部照，第三步是特征的地方，比如文身。

　　南都：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工作了？

　　梁伟波：对。

　　南都：你们工作时有防护措施吗？

　　梁伟波：我们进去的时候穿的是防护服，就是白色的那种。戴防毒面具，头一低，还没动，汗就滴在眼镜上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汗如雨下。但是气味还是有，就算第二天面具里面加了一层棉纱口罩也挡不住。

　　南都：有危险吗？

　　梁伟波：关键是尸毒碱，对人体非常有害。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如果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手指，就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我们以前有这个先例，法医因为感染尸毒而死亡。

　　南都：你们会害怕吗？

　　梁伟波：做这一行的，这是最基本要注意的一条。

　　罗海玻：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到那里）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下班，把防护服脱下来，这个防护服是一次性的，污染了，就不能用了。这时候又来了几具遗体，当时5点了，太阳快下山了，接班的还没有来，我什么防护服也没穿，也得干。该做的事情，还得做完，这是没有条件的。

　　面对遗体，不能想太多

　　如果你去想这个小孩当时是怎么样死掉的，他的父母什么样子，你的心情完全沉浸在这个情境下，你的工作就完成不了，而30具遗体在那里摆着，那同样是对其他遗体的不尊重

　　南都：面对他们，你们真的能做到很平静吗？

　　梁伟波：当你把他们看做具体的某个人，具体考虑他所处的环境和经历时，就会觉得很残忍，对心灵的震撼很大。但当你投入到你的工作的时候，不会想太多事情，只是把工作做好。这个时候，是习惯也是必须，必须沉浸在自己的技术里，不能想太多。

　　南都：是你努力去这么做，还是这已经是一种职业素养？

　　罗海玻：两者都有。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小孩，如果你去想这个小孩当时是怎么样死掉的，他的父母什么样子，你的心情完全沉浸在这个情境下，你取材的时候，就会去思考，这个材该不该取，从他的角度来讲，会不会把他弄疼啊。这样的话，你的工作就完成不了，而30具遗体在那里摆着，你一具遗体处理一个小时，那完全是不合理的，同样是对其他遗体的不尊重。

　　梁伟波：这是一个职业的特质，如果看到每一个都去想去感慨，那么就干不了这一行。做事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地处理好，因为你已经没时间去想这些东西了。你必须尽快地、最好地做完自己的工作。就像打仗一样，到了战场上就一句话，打赢别人，这是唯一的。

　　南都：在你们做的检验中，死者年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梁伟波：完全符合一个社会的年龄构成情况。有老有少。小孩有，大人有，老人也有。

　　罗海玻：可能是我分配的点的原因，我做的小学生挺多的。

　　南都：这次的工作程序，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梁伟波：这一次唯一和平常不一样的，就是不会去缝合这个伤口。

　　罗海玻：以前在检验的时候，要完全缝合好，就像做手术一样。这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这次时间太急了，需要做的工作量很大。要做到每个缝合，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

　　南都：当一具尸体在你眼前，你会刻意去观察它吗？

　　罗海玻：当然要看，我们检查尸表，要从头看到脚。要看特征，比如有没有伤。

　　南都：有没有特别让你感慨和难忘的记忆？

　　罗海玻：有一部分的遗体，比如膝盖上面有用衣物简易包扎伤口的处理。这说明地震的时候他受了伤，自己还能简单处理伤口，但是因为客观的原因，他最后还是没有坚持到被救出来……没办法。这是记忆最深刻的。

　　梁伟波：有一个死者，我在他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但是因为不知道这个身份证是他自己死前带在身上的，还是别人在他身边拣到了放到他身上的，所以我们还要做检材提取。但是我记下了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后来我回到成都，就按照他的身份证查到了他的家庭所在地，也在网上查到了他家属的寻亲信息，我给他家属打了电话，跟他们核实了他的特征和大概遇难地点，信息都对上了。我就提醒他们去公安系统寻找他的信息，对方告诉我，公安局已经在我之前，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跟他们取得联系了。

　　南都：你是特意记得去做这件事。

　　梁伟波：对。还有的尸体，看得出来不是地震当时死的，而是活了几天的。只能说他们没有坚持下来，如果他们坚持到挖掘出来那一刻就好了……我还看到了一个穿着民兵服装的（遇难者遗体），头部被砸的致命伤，胳膊上还有“紧急救援”的标志，我不知道他是震后参加救援时死的还是地震的时候死的，这时候，我就很难过……

　　南都：你们遇到的最新鲜的尸体，大概是死亡多久的？

　　罗海玻：有一例，我感觉是前一天，也就是16日才死亡的。当天我们教授也在，觉得可以取皮肤，就取的皮肤。这是唯一一个取皮肤的。

　　梁伟波：前面提到身上有身份证那一个，头部重伤，身体上的伤不严重。我当时判断，应该是死亡不久。说不清楚死亡原因，有可能是失水过多，有可能是体力极限。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在灾难到来的情况下，必须节省体力。还有一个警示就是，在大灾难面前，学会如何去保护自己很重要。（我见到的尸体）头部伤比较多，头部是最应该保护的。腿部可以截肢，但是命还在。

　　活着的人感染了我们

　　不能因为这个伤心，好好地活下来就是对逝者最好的。遗体只是生命消失了，实体还在。能够做这些事情，从内心讲，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南都：那几天，都是灰暗的回忆吗？

　　罗海玻：19号上午的时候，我们正在工作，就忽然听到了刺耳的救护车的鸣笛，亲眼看到一辆救护车飞奔过去了，听说是在菜市场救出来一个老太太，当时我们就很高兴。几万人在这里面没有白工作，还救出了活人。是国家救援队救出来的，这应该是北川最后的幸存者。

　　南都：听说罗海玻在北川还发了一次火，是怎么回事呢？

　　罗海玻：国难面前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们去的那天就发现了两个小偷。被特警抓了。我们都很气愤，大家都在搞救援，他们还趁乱偷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趁火打劫。我们没打他，就是冲上去，骂他，怎么还会有这种人。当时的救援物资很充足的，生存根本没问题。我们进去的时候机制是很健全的，有搞救援的，有搞防疫的，有搞医护的，有物资的，还有三个帐篷是天津特警，他们是负责治安的。

　　南都：现在想想，那几天的记忆是怎样的？

　　罗海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画面是一幕一幕的，我们去的那天，我们住的地方，下县城的路上不断飞的石头，很窄的路，尸体腐败后的蛆蛹，然后就是飞舞的苍蝇……一幕一幕的。但是很奇怪，遗体的脸的记忆都模糊掉了，可周围的环境我都记得很清晰，还有每天做的事情。其实从内心讲，我们是快乐的。自己学的东西可以用上，这是很高兴的。

　　梁伟波：比如说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你给他五毛钱，也许这五毛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你会因此高兴一天。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我们过去，可以做些其他志愿者做不到的事情，那我觉得自己这十年没有白学，至少还用得上。

　　南都：广东一个参加映秀救援的骨科医生回来以后跟我说，他只想选择忘记。

　　罗海玻：他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上来就是手要锯掉，脚要锯掉。他工作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尽全力工作，但是工作完闲下来去想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很惨很恐怖。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南都：事实上，那几天，你们哭过吗？

　　罗海玻：我没有哭，但我们去的8个人中有人哭过。

　　梁伟波：不能因为这个伤心，好好地活下来就是对逝者最好的。我们当时住的帐篷对面就是几位北川中学的老师，那些从地震里逃出来的老师都没有哭，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哭泣呢？当他很平静地告诉你，他19岁的女儿在（废墟）里面，但是他救出来了很多人（的时候）。很多家都只剩下了一个人、两个人，但也有很幸运的人，一家9口都在。旁边的人也为他由衷感到高兴，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真的不容易。他们很团结，不离开这个地方。校长和老师们在工作，退休了的老师就给他们做饭、收拾东西、打扫卫生。

　　南都：这些活着的人感染了你们？

　　梁伟波：是的，感染了我们。给我们上了一课。

　　南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很神圣的么？即使跟腐烂的躯体、苍蝇、蛆虫打交道？

　　梁伟波：如果他是个好人，他已经死了，你把他抬去安葬，这不是坏事。遗体只是生命消失了，实体还在。能够做这些事情，从内心讲，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南都：那几天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梁伟波：有一个感受是，国家的救援系统确实该发展。如果技术能够普及，也许我们面对的尸体会更少一些。

　　罗海玻：如果允许，我真的希望当时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南都：这是永生值得回忆的经历。

　　梁伟波：我现在家里，那些还没用得上的口罩都还存放着。我想我永远都会留着。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

　　录音整理：实习生 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