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上海助理工程师韩琨利用周末兼职让一个企业起死回生，却因接受3400元酬金被起诉，一场全国性大讨论让千千万万个“韩琨”获得解放

　　今年6月20日，上海奉贤区为一个26年前发生的事件专门举行了一场座谈会，事件的主角叫韩琨。如今，40岁以下的中国人很少有知道韩琨是谁的了。然而，26年前他却是报纸头版的主角，法学界、知识界谈论的焦点，也是从基层干部到中央领导都十分关注的人物。

　　记者在座谈会上见到了这位其貌不扬的风云人物：1.68米的身高，矮壮墩实，脸膛黝黑。如果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你更多会认为他是一个车间工人甚至打铁匠。

　　1979年10月，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接受郊区钱桥镇乡镇企业橡胶厂聘请，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担任业余技术顾问。韩琨精心研发的新产品，不仅使企业起死回生，还为国家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然而，1981年底，韩琨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4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并被“抄家”，开创“星期日工程师”之先的有功之臣，一夜间成了罪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

　　上海奉贤因“敬奉贤人”而得名，韩琨却因奉贤人“奉贤”而获罪。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将韩琨的遭遇“搬”上了该报头版头条。正如当年《光明日报》因率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名满天下，此次又以“韩琨事件”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

　　据悉，当时全国象韩琨一样遭遇的估计有一万多人，后来仅从牢里放出来就有六百多人。因为这场讨论，千千万万个“韩琨”卸去了一副沉重的枷锁，知识分子八小时以外从事第二职业被认定合法……

　　我既感到幸运，也感到是一场悲剧，这个时代的改革给我碰上了，不再想有第二次，社会压力让人受不了。（当时）一个人在研究室里，没人跟我讲话，太孤独了……———韩琨

　　三顾茅庐

　　工程师周末兼职让企业起死回生

　　如今从上海到奉贤，从莘庄经A30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从韩琨位于闵行区的家到钱桥乡，要转四次车，往返一趟需要六七个小时。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的每个周末包括公共假日，韩琨就奔走在这条路上。

　　韩琨与钱桥人此前并无瓜葛，一场颇有点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般的“三顾茅庐”，才将这位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请到了钱桥。

　　“一开始并没谈过钱的事，更多是知遇之恩，有句话说得好，叫士为知己者死”，在奉贤的一个小会议室，谈及往事，他激烈地挥动起手指。“以前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以前是搞军工的，但在‘文革’前连研究资料都没有，都是一样地参加劳动，后来搞研究搞课题又要工人组织搞，成果是集体的。研究所、工人各占一半，研究人员八九十个，领导有老兵，有工人出身，都是党员干部，懂科研做领导的不多。运动来了又要斗斗我们，说你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资产阶段情调，老是要监督检查”，他摆摆手说，似乎是想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抹去。

　　1979年8月，在钱桥供销社副主任侄女婿的引荐下，钱桥乡工业公司（主管全乡镇企业的政府机构）经理黄云清以及钱桥橡胶厂厂长从钱桥赶赴韩琨家中拜访，这也是韩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领导上家里来”。

　　经历过多次运动，也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批斗过的韩琨仍顾虑重重，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没有答应。“从来没有过给乡镇企业兼职当顾问这种事情，那时上班哪怕一张报纸一杯茶也没事，没有组织同意不能搞”。

　　此后钱桥人二次登门，钱桥乡“最大的官”乡党委书记刘正贤亲自上门，韩琨终于被感动了，当起了兼职顾问，还拿到了一本由乡政府颁发的大红聘书，韩琨还记得，上面还盖着乡政府的大红公章。

　　当年决定聘任韩琨的上海奉贤县钱桥乡党委书记刘正贤，如今已经从上海市金山区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居二线，虽然已经年近六旬，但他讲起话来依然如年轻时候一样噼哩叭拉，节奏非常快。

　　“你看他的样子也知道，本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技术人员，却被历史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位被称做“韩琨事件”“总导演”的原钱桥乡党委书记说。

　　正值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上任的这位年轻钱桥乡党委书记当时的感受就像是“严冬后的春天”般，非常振奋，也很想干一番事业。他将突破点选择在乡镇工业，苦于缺乏人才，经过在钱桥供销社副主任的侄女婿介绍，三番五次登门，韩琨这样一个“老实本分”的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与钱桥这个乡镇联系在了一起。

　　据钱桥乡1979年底统计，“星期日工程师”已经较为普遍，在三中全会召开后一年时间里，全镇共引进了80多位工程技术人才。他们中有上海交通大学和无锡轻工业专科学校的教师，有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更多的则是已经退休的技术工人。

　　相比于韩琨更多是基于知遇之恩，“赚点外快”是许多科技人员成为“星期日工程师”的主要出发点。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发表了纺织部关于科技改革的一篇文章，态度是应该允许国营工厂的科技人员从事业余设计。当时的中国，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很多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在周末偷偷地到这些工厂帮忙进行科研，这就是媒体后来称呼的“星期日工程师”。

　　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锡、常地区就已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

　　不仅在上海，广东省科委1987年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广州的一些科研单位，估计有8%-10%的科技人员在从事“星期日工程师”活动。而“星期日工程师”们的收入自然也不菲，一般一天能有个四五百块钱，甚至有些工程师在外地干一天的额外进账，能抵得上当时半年的工资收入。但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才流动体制，他们在乡镇企业的“兼职”行为，基本都是“秘密地下活动”。

　　在钱桥橡胶厂期间，韩琨也是以妻子的名义在工厂领取挂名工资，报销往来市区和郊县钱桥镇的交通费等，再加上研究出微型密封圈为企业创造了效益，分得的1200元奖金，韩琨共拿了3400元钱，这也是后来被检方认定的韩琨的“受贿”数额。

　　在刘正贤看来，这笔钱给得光明正大。“我们发这笔钱也是经过厂、工业公司、乡党委讨论过后，不是偷偷摸摸地塞”，他伸手向记者的裤袋，做了个塞钱的动作说。“而且他们单位是知情的，还说韩琨因为家庭困难，我们是帮助所里解决了一个难题，哪晓得事情出了之后就避而不见，说完全不知情了”，说到这些，刘正贤颇为气愤。

　　“那时候除了工资，上面给你的奖金，没有兼职的概念，也不好拿钱，严重的是犯错误的。拿钱的时候我也问公社，领导说没问题，是公社党委集体研究过的”。韩琨也说。

　　相比于韩琨所自认的“理直气壮”，对于更多的人还是偷偷摸摸。“当时虽然有国务院规定可以兼职，但是地方单位并不愿把自己的人放出去，80%的人都是偷偷摸摸出去兼职，然后通过老婆去拿钱”，武汉版“韩琨事件”———韩庆生案的辩护律师周明达说。

　　功臣获罪

　　因3400元酬金以涉嫌受贿罪被起诉

　　如果没有这笔钱，韩琨也许会因为为乡镇企业做贡献而受到表彰，但就是这3400元，将韩琨卷入一场风波，当时反对方共同的观点是：拿了钱，性质就变了。

　　“那时候大锅饭平均思想很严重，工资以外收入根本不可能。除了工资，上面给你的奖金，没有兼职的概念，也不好拿钱，严重的是犯错误的。还专门评判‘红眼病’，谁要是多拿钱，有一次工资改革，领导想把几个人工资加一点就加不下来。”对于当时的情境，韩琨介绍说。

　　1981年，经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举报，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以韩琨涉嫌受贿罪进行侦查，并于1981年11月27日向长宁区法院提起公诉。

　　这份字号为（81）长检经诉字第四号的起诉书中对韩琨涉嫌受贿的描述为：韩琨获悉上海微型轴承厂需要试制180010型号的密封圈后，便“授意”钱桥橡胶塑料厂接下这笔试制业务，然后又“利用职务之便，借口试制其他科研项目，私自在橡胶制品研究所内用本单位的资料、原料及设备仪器进行配方、打料、硫化测试等活动，当试制成功后，被告又让钱桥橡胶厂向上海微型轴承厂索要试制费15000元，从中获利1200元，此后还以其妻的名义，在钱桥橡胶厂挂名支薪1848元，并”巧立名目“报销领取现金370元。

　　起诉书中所列的“挂名支薪”等情况在当时曾有出现，改革开放之初，的确有那么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也就是在1981年11月，全国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展开，打击的重点是当时有些人认为是“产生腐败的根源”的乡镇企业。

　　在被立案侦查后，韩琨领取的3400余元被检察机关“追缴”，虽然没有被羁押，那段时间韩琨的研究也陷入了停顿。“检察院的人告诉我，你白天就到检察院来‘上班’，写交待材料，到了下班时间你自行回家”，这样的生活经历了半个月。“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问题，我当顾问是听乡政府的，你现在检察院说我不对，也是政府的，那我该听哪个政府的？他们说不跟我讲这个，就说钱的问题，检察院的人还说我是马大哈，怎么乱签字，自己只收了1200还签三千多”，韩琨摊摊手笑着说。

　　但现实远没有现在重新讲来这么轻松，在被侦查期间，韩琨被抄过一次家。“家里没什么值钱的，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在分期付钱，他们找出两本笔记本，看是不是从单位里偷出的资料，后来也有些看不懂。那时候也不去想，反正听天由命，什么前途不前途就不想去，晚上‘下班’也就回来看看电视睡觉”，现在再讲起这段在外人看来被羞辱的经历，韩琨反而觉得淡然。

　　在刘正贤的记忆中，他在韩琨被抄家后，乘着夜色带着几个乡领导从钱桥赶到韩琨的家中，韩琨和妻子一见到他们来就“痛哭失声”，家里此前早被翻得乱七八糟。

　　侦查的范围后来还不仅仅是现金钞票，甚至包括韩琨带过去的一些老工人要的西瓜和鸡都成为证据。“我一点都没拿，只是一次到老工人那里吃过一顿鸡”。

　　更令韩琨不解的是，在被举报之后，橡胶所纪委也找他谈过话，认为他的行为性质错误要纠正，后来过了四五个月也没再提及，但1981年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展之后，他的事又再度被提及，在他看来，他是被单位树为运动的反面典型，才由单位举报到检察机关。“法院审理之前，所里已经给我定了调子，单位另外有个工程师也拿了钱背了处分，说韩琨你是缓刑三年”，韩琨对本报说。

　　在检方以受贿罪起诉之后，1982年2月5日，长宁区法院向长宁区检察院发出“退回补充侦察函稿”，并退回案卷。3月1日，检察院重新起诉。3月12日，法院提出《关于韩琨受贿的案情报告》，指出“如果按照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对照调查的全部事实，只能判决被告韩琨无罪”。“法官的无罪裁定下来后，检察院又把我叫过去，说法院说你没罪知道了吧，但你还是犯了错误要受处分的”，韩琨回忆说。

　　4月20日，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决定书”，意见却是韩琨构成受贿罪，但“鉴于被告案发后能够交代自己的罪行，积极退赃，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相比于韩琨，韩庆生就没有这么幸运，600元的报酬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名八一厂的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1981年9月24日，韩庆生被铐住双手，在1200人的厂区内游街，之后被关进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经过开庭，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成为全国科技人员因为兼职领取报酬被判刑的第一人，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直至1983年2月4日，在多次申诉之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韩庆生无罪。

　　一个被认可的数字是，当时全国像韩琨一样遭遇的估计有一万多人，后来仅从牢里放出来就有六百多人。

　　全国讨论

　　“星期日工程师”是功臣还是罪人？

　　在6月20日奉贤区的座谈会上，本名叫“赖举麟”的老记者谢军介绍了自己当年的采访韩琨事件的经历。“上面规定不能报道，但我那时40岁不到，有点血气方刚，打抱不平”，他说。如今已退休的他已是满头白发，因为腰部有疾走路有点一瘸一拐。

　　“拿到材料后，我连夜写这个报道，那时没什么伊妹儿，第二天就到南京中路电报局一个字一个字地发电报。两千字不到，发回去第三天就见报，一看编辑做的标题大吃一惊：”救活工厂有功，收受报酬无罪。‘旗帜非常鲜明“，他说。

　　《光明日报》有关“韩琨事件”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引发一场关于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受聘接受报酬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不少与韩琨有着相似经历者的来信来电，更昭示韩琨事件不仅是韩琨的个人遭遇，更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光明日报》登报后，橡校所里的领导动员党员不要买《光明日报》看，说要站稳立场，还提党员要有原则性，思想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我还是天天去买”，韩琨介绍说。在讨论期间，上海的媒体也收到一篇达8000字的长文，对《光明日报》的报道进行指责，知情者称，这出自橡胶所的一个著名的“秀才”之手。

　　这些个案经过媒体报道后，引发一场关于科技人员兼职帮助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是功臣还是罪人的大讨论，其中一种激烈的反对观点是：工程师在国有企业工作，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怎么能用“国家资源”来填自己的腰包？

　　媒体讨论热烈之时，中国科协咨询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认为，出现这类事件，是划不清政策界限的结果，即没有把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从事正常的业余科研活动接受报酬与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区别开来。为此，他们强烈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制定一个文件，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利。

　　1983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专门就韩琨事件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无罪决定：“关于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等政策上的问题，由中央另行研究；不要把罪与非罪问题，与知识分子问题混在一起……”

　　但令人遗憾的是，1984年前后，同样在上海，上海纺织科学院技术人员朱达汉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法院判定有罪，这位纺织行业的权威专家之一，因为用自己的纺织浆料研究成果给工厂使用提供技术指导，收取了不到千元的报酬，被羁押四个月，后来被判刑一年，朱不服上诉之后改判为缓刑。

　　7月1日，记者打电话到朱的家中，却遗憾地得知，朱达汉因为肝癌扩散，将不久于人世，家人已经在为他准备后事。“他比韩琨还要苦得多哟，就是到武汉的路费，硬说是受贿，抄我们三次家”。老伴谭女士提及这段经历悲从中来，不愿意过多谈及。不仅如此，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一个叫郑鸿坚的助理工程师，依然因为业余兼职而被判处徒刑、关进大牢。

　　此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分别召开专门会议，对类似韩琨事件做出不再定罪不再界入的规定。接着，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的赵守一就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答记者问，明确表示可以领取适当报酬。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争论总算尘埃落定，知识分子八小时以外从事第二职业被认定合法。

　　对于韩琨的被控有罪，今日再回头有了更多的解读。在6月20日的座谈会上，当时的一位《光明日报》负责人认为：“发生如此荒诞的罪案，不单纯是某个单位或几个承办人的责任，而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和人们习惯性思维定势不断积淀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制极不健全和习惯于”运动式“的思维和工作方法酿成的苦果。这昭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命题：即思想观念上任何细小的变革和演进，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且往往要付出一定的甚至是沉重的代价。

　　“杜经奉法官对我说过：韩琨事件是对我国法律开了一个天窗，我们然后把它补起来。”原钱桥工业公司经理黄云清说。这个老人头发花白，但喜欢把白衬衫卷到肘部，显得很干练。

　　事件重温

　　韩琨解放了还有新的“韩琨”要解放

　　讨论的如火如荼以及中央高层的无罪决定，并没有对韩琨的待遇带来多大改变。“我还是在烧锅炉”，韩琨说。

　　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及其上级单位上海市化工局迟迟不对韩琨问题给予平反，直到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就韩琨一案打来电话，经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再督促，上海市化工局党委才于1983年3月对韩琨一案作出重新处理：韩琨由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退还在审查期间扣发的奖金，韩琨终于重新获得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权利。“单位认为我影响到声誉，所里也没有人跟我讲话，关系好点的后来也说我们同情你但不敢谈，怕出事”，韩琨陷入了孤立。

　　另一个对韩琨有着知遇之恩的人出现了，经谢军牵线搭桥，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温元凯邀请韩琨去中科大供职，韩琨决定打破“铁饭碗”，去端这个“瓷饭碗”，经过谢军的报道又成为新闻。

　　韩琨在安徽受到热烈欢迎，安徽省甚至在韩琨到后举行了欢迎仪式，韩琨也成为多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安徽日报》1984年头版头条报道，将韩琨称做“工厂活财神”。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科技大学还与钱桥乡签订技术服务合同，韩琨又以中国科技大学教师的身份名正言顺地为钱桥提供技术指导。

　　在6月20日的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及韩琨事件感慨颇多。

　　发言者认为，“韩琨事件”的出现，也同样昭示，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韩琨事件也生动地解释了，30年来旧观念的每一次突破，创新都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都来之不易。

　　6月20日，上海奉贤还举行了《“韩琨事件”揭秘》一书首发仪式，温元凯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也认为：我们重温韩琨事件，要进一步反省左毒对中国的破坏和毒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一些对解放以来党内外左倾路线的批判和讨论，但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进一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更加长远以来中国为什么落后，在政治层面、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一个不能对可悲历史和过去进行深刻反思的民族不可能有更加光辉的明天。

　　韩琨事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观念的变革。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认为，韩琨事件的发生，说明对知识分子的观念还没转变，韩琨成为“星期日工程师”也明确告诉全国知识分子，知识可以有价值。

　　温元凯则认为，重温“韩琨事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30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是如何从左害中解放出来的，这种解放是生产力的解放，就是科技从象牙塔走向生产一线创富的过程。当年由这类乡镇企业起家的民营企业如万向红豆横店广厦，已经造就一大批身价亿万的杰出企业家；重温“韩琨事件”，应该进一步推动科技人员把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财富，科技和资本合作，科技创业，进一步下大力气开发创新、发明、新产品、新核心技术，使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成为世界技术创造发明中心，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和企业有长足的发展。

　　韩琨后来作为中国科技大学上海服务部经理的身份重返上海，直至1994年退休，他的儿子和当年介绍自己到钱桥的侄女婿也均办起了化工企业，韩琨也偶尔回到钱桥，为侄女婿的工厂提供技术指导，但现在无论是帮别人还是帮自己的亲属，他都不拿一分钱，甚至还为此和儿子发生激烈争论，被儿子取笑是“活雷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他摇摇头说。

　　对于自己成为标志和符号，韩琨的感觉是：“我既感到幸运，也感到是一场悲剧，这个时代的改革给我碰上了，不再想有第二次，社会压力让人受不了。（当时）一个人在研究室里，没人跟我讲话，太孤独了……”他再度摇头。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张国栋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