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何三畏专栏

　　这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现在人们才知道：周正龙被警方带走一个多月，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接着，他的妻子被警方带去询问4天时间，家里没有安置（鸡被饿死，快要生产的母猪被饿着），这且不说，更有八旬老母，没有人照顾！（7月2日《南方都市报》）

　　都说异端的权利也要受到保护。但周正龙不是异端，他是一个倒霉蛋。看到他的照片那一刻，我就开始“可怜”他了。这要归因于周正龙的面相“太中国”，“太农民”了。大家该记得一幅叫《父亲》的油画吧，画出了农民的苦难和逆来顺受的善良。但那只是我们的父亲的一个侧面。苦难并不是总带来善良，苦难同样会带来自私和狭隘。周正龙是“体制外”的人，他的脸上没有“主流文化”，像他这样的农民，他的自私和狭隘也只能像山风磨难过的岁月一样难以掩饰。

　　他的固执和愚蠢令人辛酸。到底这个“从来没有玩过相机”（周妻的话）的农民，这个原来以为举起傻瓜相机就可以拍“虎照”的外行，从借数码相机、借绘有虎照的年画开始，能不能独立完成他的杰作？这且不管，我想不明白的是，即使完成了，他又焉能保证顺利地“诈骗”到政府授予的奖金？但是，他却矢志不渝地坚称虎照的真实性，当有人“用脑袋打赌”时，他毫不犹豫地“用脑袋”回应。我并不是说他没有脑袋，我也不忍心用“利令智昏”去形容他的脑袋———这么义正词严的责难，首先轮不到他。

　　我甚至想说，周所犯的“错误”，是一般人容易犯的，或者说周所受的诱惑，是一般人难以抵挡的。何况，他只是一个农民，他的祖祖辈辈受到的是奴役，他个人从来接受的是“教育”和“改造”，什么时候他曾经被告知要有自主意识，对来自官方的“合作”，也要审查再三而后拒绝的必要？我们的公务员、警察和法官、医生和记者，一切过得比一个山区农民优越的衮衮诸公，有谁可以站出来说，他曾经受到周正龙似的诱惑，同时因为拒绝同流合污而牺牲了自己？

　　可想而知，可怜的周正龙当初一定以为他赢定了。他已经被绑到了无往而不胜的政府部门的战车上，而政府部门什么时候痛痛快快地认过错？这种信念，也并非农民似的固执，而是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多年以来，有多少堂而皇之的骗局最终是被揭穿的而不是不了了之的？你想知道虎照是怎么制作出笼的，你想看到有人为此道歉、为此负责吗？可是你知道亩产五万斤是如何测量出来的，有谁道过歉有谁负过责吗？当然，这里举的例子似乎远了一点，一来是因为越远越好举，同时远的例子可以附带说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认错和道歉的环境里。死硬而可怜的周正龙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照见自己。

　　还需要想到的一点是，从周正龙的处境来说，上了虎照的战车，他必须合作下去。他没有单方面表态的自主性。如果中途认错退场，他以后还在不在当地混？嗟乎，有关部门和有关官员做事不习惯留后路，更没有认错的习惯，周正龙也只好如此，他必须用他的人格去跟有关部门和有关官员的人格一体化，他必须演下去。而他还可以自我安慰地想，他输掉全部，也没有相关干部输掉一部分多。

　　但毕竟公民个人的人格是真实的。当公众给予虎照事件以“周老虎”命名时，对周正龙个人而言，实际上是不公正的。这相当于用刘文彩的会计的名字去命名收租院。如果周正龙就是周老虎，他当然只是一个“纸老虎”，这没有什么可打的。周老虎的“可打性”在于，它是一只获得有关部门奖励的“厅级纸老虎”。然而，嘲弄甚至凌辱弱者，常常是中国式的公共辩论的特性，甚至当周正龙已经作为虎照的牺牲品被抛弃以后，人们虽然转移了一些注意力，但对周本人却继续刻薄。而今，当我们知道有关部门如前文所述的手段“调查真相”，更应该明白，保守周正龙的权利和人格，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权利和人格。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