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回家真好。”这是南航机师踏上台湾土地的第一句话。浅浅的海峡，让我们相思一个甲子。

　　第一次来，却恍似回家。本报记者一行3人，分别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踏上这个美丽的岛屿。一些重温，一些发现，在这块似远还近的土地，阅读它流离寻岸的身世。

　　我们的匆匆行脚，回到台湾，回到中华文化的优美深厚，也分享她的经验和价值。在相同与不同之间印证彼此，在友善互动中更加了解，逐渐熟悉。

　　这一束寄自宝岛的书简，我们希望为读者看到台湾，向她提问，与她对话。我们赞美让两岸握手的政治智慧，我们祈祷永远的和平与繁荣。本报特派记者李军

 　　蒋介石陵寝在蒋经国去世前夕，都是需要团体提前申请，造册并经管理处审核后再回函予以确认，前后大概需要10天时间。前来的团体要在司仪的带领下对蒋介石遗像行礼如仪。现在不是这样了，每个人都可以在陵寝前探头探脑。蒋大头（介石）和蒋小国（经国）的公仔，也开始在慈湖景区公开贩卖了，娱乐化的结果，必然解构曾精心建设的庄严感。但祛魅后政客利用民粹进行的仇恨宣传，也成为转型初期台湾政治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新魅影。

　　那本书握在蒋介石的手中，向上扬起，或者他把它捧在手上翻阅。凑上去看，书上刻着“《中国之命运》蒋中正著”几个字。28个来自大陆教育系统的游客被上百蒋介石铜像围住，在这迷宫一般的雕塑群中，其中一个指着这本书说：应该改成马克思著作。那种放松的戏谑神态，让一旁导游的志工队长萧淯宏也忍俊不禁。

　　每天都有经由第三地到台湾的大陆游客到这里参观。桃园县大溪镇两蒋陵寝，这是台湾诸多地理景观中，最需端庄态度观摩的所在，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具比照价值的历史性地标之一。但，挥别威权的台湾，已在民主化进程中远离了瞻仰领袖的虔心，日常这里终究只是一个观光的场地；而国共合作也早已取代了“汉贼不两立”的时代，大陆游客对此业已脱敏。

　　只是7月4日搭乘首班周末包机到达的大陆首发团，在来与不来的反复游移中，最终还是决定暂时避开媒体的闪光灯，只去士林官邸、涵碧楼等更少意识形态深意的与两蒋有关的地方。厦门首发团则趁所有媒体不注意，静悄悄到中正纪念堂转了一大遭———吸引力终究无法抵抗吧。长期对立的两岸格局，型塑了微妙的观光心态，对我们而言，阿里山和日月潭提供的新鲜感，毕竟远不如两蒋陵寝和中正纪念堂。

　　而对台湾地区民众而言，两蒋地理所能激起的那种百味杂陈的感觉，更属一言难尽。当两蒋传记作家王丰每次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心中总有一种悲凉。这个一直关注蒋家命运和台湾前途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去里面走走了。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抵只是心不在焉的观光客。

　　蒋介石陵寝

　　威权时代的记忆

　　这里是蒋介石的地盘。几年时间内，慈湖的这片空地上密密麻麻生“长”出大小不一神姿各异的蒋介石铜像上百尊。在这里“会师”之前，这些铜像遍布台湾各地，在一个时代的记忆中锈蚀斑驳但难以磨灭。

　　“我刚生下来时台湾就有很多会师了。”生于1963年的任中华自读书起，就习惯了在校园门口的蒋中正像前敬礼，对他们一代人而言，很自然地生发出一种对领袖的尊敬。而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在读中学的时候，每年蒋介石的诞辰，学校所设的寿堂里就会准备好寿桃和面线，在校长主持下，他要和其他学生一道去向蒋介石像鞠躬行礼。

　　那是一个需要领袖的时代，当1949年12月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被攻陷的阴影就长期笼罩在这个孤岛的上空，他需要凝聚向心力。距台北不远的桃园大溪埤尾，因景致酷似故乡浙江奉化，大溪和“溪口”也只有一字之差，让来此的蒋介石甚为喜欢，1959年，洞口宾馆建成，3年后埤尾更名慈湖，这里成为他生前最常来的行馆之一。

　　蒋介石仍怀“反共复国”幻想，因应当时与大陆敌对的形势，慈湖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光计划”中被辟为战时疏散地区，大陆三年“大饥荒”等因素，让蒋介石认为“反共”时机成熟，开始筹划“国光计划”，5所新建的具战时指挥所功能的战备办公室也在1964年拔地而起。没有想到的是，次年侦察大陆沿海的海军战舰被解放军击沉，“国光计划”从此规模逐渐缩减。

　　“当年蒋介石对军民的文告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一直到1971年退出联合国才绝望。”世态的反复，令任中华唏嘘。1981年，他在七海官邸担任蒋经国侍卫时，蒋介石已去世6年，慈湖的行馆变为陵寝。那时这一坐北朝南的砖造红瓦平房，仿四合院闽浙形式的布局和内部摆设就和现在没有二致。

　　蒋介石陵寝的正门内，立着红色古朴的屏风，“福”字朝外，“寿”字向内，被四个谐音“变福”的蝙蝠环绕，屏风的四角则是四只仙鹤。沿着蓝色亭柱和窗棂的环形长廊前行，蒋氏奉厝之所，黑白色的遗照悬挂在墙壁上，黄色菊花组成的十字架背后，他的尸骨将永久封藏在那黑色大理石棺内。

　　隔了时光迷离的隧道回望，台湾的蒋介石时代，毕竟有些模糊了。慈湖的战备隧道现在已是布满倒挂蝙蝠的荒废所在，防空避难所也有名无实久矣。1983年，任中华调到慈湖管理处时，这里归“国安局”直管，1997年降格隶属为“国防部”，再到2008年初，则变更为“国防部”下属之“后备司令部”管辖。这样一条下降的轨迹，符合蒋家在台湾转型年代的命运。

　　中正纪念堂

　　民主化浪潮的见证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是在没落的心情中先他的政治对手毛泽东而逝的。“他一生都想回大陆。蒋经国在他死后守灵一个月，日记后来发表了，说他父亲有两大遗愿没有实现：一个是反攻大陆，一个是葬在家乡。”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说。

　　作为蒋介石精神遗产的具象表现，中正纪念堂随后开始兴建。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曾坤地说，当时海内外同胞纷纷自动捐款，与治丧委员会一道呼吁政府兴建中正纪念堂，民众陷于悲情中，对建堂“基本没有反对的声音。”

　　蒋经国在蒋介石逝后承续了权力，开始面对与蒋介石不同的挑战。这一次，主要政治对手由那湾浅浅海峡对岸的中共变为岛内民运人士，其中“台独”势力的坐大终成国民党心腹巨患。蒋经国决定向两方政治对手妥协，这边厢开放党禁、报禁，那边厢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做完这些事，他就到慈湖附近的头寮新建的陵寝内依山傍水永远安息了。而在台北闹市区被赋予瞻仰、纪念和教育等多重功用的中正纪念堂，仍将吊诡地面对民主化浪潮中汹涌而来的敌意。

　　1980年3月完工的中正纪念堂采用的是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气势雄伟，且具中国“天人合一”的古典美学风格。主体建筑高70米，堂顶为尖状八角形，用宝蓝色琉璃瓦覆盖，四周墙壁则以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上层大厅的正中央端坐蒋介石铜像，其背后的“伦理、民主、科学”遗墨据说代表了“三民主义”的本质。每天上午9时，高16米，重75吨的青铜浮雕拱门准时开启，蒋介石微笑的目光穿过堂下89级台阶（与蒋介石年龄相符）和瞻仰大道，遥视上书“大中至正”四字的牌楼。

　　牌楼与八角顶的中正纪念堂之间，有庑殿顶的“国家戏剧院”和歇山顶的“国家音乐厅”分立两侧，中间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广场于是成了“党外运动”的圣地，最大的一次示威发生在1990年3月，10余位大学生挑起的静坐行动，最终演化成6000余人参与、持续150小时的台湾40年来最大规模的学运，这是野百合精神的年代。渐次进入权力中枢的“党外人士”也开始在体制内发力，高雄市议会在野百合运动如火如荼之前，做出成立以来最激烈的“抗税”动作。

　　在偏于一隅的慈湖陵寝管理处执勤的任中华，也感受到风暴的来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某一年的4月5日，蒋介石逝世纪念日，担任管理处首席参谋的他接到线报，有五六百人将前往慈湖陵寝抗议，奉管理处负责人杨成荣少将命令，任中华站在了第一线。

　　抗议人员被拦在慈湖陵寝外的停车场附近，1000余宪兵、警察分段部署，任中华则带队和桃园县公安局长、大溪公安分局长一道，与抗议者协调谈判。“这是慈湖陵寝发生的第一次集体事件，我很紧张，要吓死了。”任中华说，为防激化抗议民众情绪，他们连障碍器材拒马都没有使用，经过一个小时的小心处理，化解了危机。

　　雕塑纪念公园

　　“伤痕与再生”

　　此起彼伏的示威抗议和权力的开放相互激励，很快到了1996年，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决定在这一年举行“总统”直选。自称20岁之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是个复杂而善于隐藏的政治人物，在蒋经国向本省人释放政治权利的过程中，迅速蹿红。在“主流”“非主流”的斗争中巩固权力后，他也暗中向“台独”势力伸出了橄榄枝。

　　对蒋介石铜像的态度也在这个时候有了微妙的变化。桃园县大溪镇镇长曾荣鉴注意到，在空间解严的过程中，全台湾4万多尊蒋介石的铜像，已经没有了图腾的效能，有些地方已要将其拆除。“与其销毁，不如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做更宽广的历史教室。”“总统”首次直选次年，大溪镇公所开始设立慈湖雕塑公园，收集各地捐献的铜像。限于经费预算和其他条件约束，一直到2000年2月29日，园区才举行了首座蒋介石铜像的移置典礼。

　　而将“台独”写入党纲的民进党，在十余年赤膊奋战之后，也出人意料地在这一年赢得“执政权”，当那个出身贫农，有着浓厚乡土气息名字的陈水扁入主“总统府”后，“后两蒋时代”清算的风云终于到来。

　　“民进党执政后，去中国化，去蒋化，去孙中山化，结果很多政府机关或者学校自然就受到影响，他们要么把铜像移到偏僻的角落，要么就送给人。”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说，党史馆还接到几个要捐赠的电话，除了一个体积恰好的铜像被放置在党史馆电梯一侧外，其它几座体积太大的，他都帮忙联系大溪镇，“大溪镇一接到这个消息，马上处理，吊车直接过去吊走了。”

　　现在慈湖雕塑纪念公园，已收集了140余座铜像，曾荣鉴的远见，让这里成为“全世界唯一为单一个人的雕塑所设立之纪念园区”———当然，这里除蒋介石像外，还有14座孙中山像和一座蒋经国像。

　　园区最著名的蒋介石雕塑来自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这是台湾最大的蒋介石铜像，2007年3月被高雄市文化局拆解为117大块和百余小碎片。完整的重组修复存在难度，且要花费上千万元新台币。最后多方折中的结果是，重组焊接成一件颇具后现代风格的作品，其名“伤痕与再生”，则体现了对和解共生的希望。

　　高雄蒋介石铜像的拆解，正是在“去蒋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进行的。陈水扁的8年任期的结束，民进党面临新一波的竞选恶战。“不外是为了选举问题。”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曾坤地这样来理解高雄蒋介石铜像拆解后，中正纪念堂面临的更名风波。

　　风波来之初悄无声息，未被媒体注意。2007年4月，隶属于“教育部”的中正纪念堂接到上级指示，缩小文物展示面积，将原在穿堂的文物都移到第四展厅。中正纪念堂照办后，要求“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的行政命令旋踵而至。

　　曾坤地最初争取“中正纪念堂”和“台湾民主纪念馆”两馆并存，一套人马，两块招牌。但“教育部”不允许。曾坤地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正纪念堂是三级单位，三级单位的更名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批准，但“立法院”国民党籍占多数，没法通过，所以就要把“台湾民主纪念馆”降级为四级单位，取代“中正纪念堂”。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杜正胜是陈水扁旗下频繁更换的“部会首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也是贯彻陈水扁意志最坚决的一位。曾坤地说，更名最初被要求在10天左右完成，但在蓝、绿两大阵营的角力中，一直拖延到当年底完成。这中间令人目眩神迷的戏剧性冲突，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吊车在空中取下“大中至正”四字，代以“自由广场”的经典照片，宣告“去蒋化”运动最具招牌效应的一役以民进党暂时取胜告一段落。

　　在这次运动中，两蒋陵寝的命运是封园撤哨。

　　中正纪念堂

　　更名背后的政治博弈

　　相对纪念堂和陵寝而言，蒋介石生前居住的官邸和行馆，比较命好。草山行馆除外。

　　2007年4月7日深夜。占地近2000平方米的上世纪20年代日式建筑草山行馆，被付之一炬。“一定是被‘台独’分子烧掉的。”两蒋传记作家王丰的这个论断，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识见。在国民党到台湾之前，草山行馆是台湾糖业株式会社招待所，蒋介石最初把它当做官邸，待士林官邸在1950年修建完成后，这里就成了夏日避暑行馆，也有人叫它“草山老官邸”。

　　士林官邸公园是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向公众开放的。这个官邸也是在原有的园艺馆基础上整修而成。能展现蒋介石与宋美龄个人性情趣味的地方，包括宋美龄最喜散步逗留的玫瑰园，玫瑰园两侧一百多株梅花，则是蒋介石的最爱。官邸内的西式庭园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台湾西式造景的最佳典范，也比较符合宋美龄的审美，而在蒋介石80大寿时建造的中式庭园，迎合的是蒋介石的口味。官邸公园内的慈云亭，是蒋介石怀念母亲而建，凯歌堂是他们夫妇以虔敬基督徒身份做礼拜的地方。

　　士林官邸的导览人员说，官邸正门口岗哨下面三个口，原来是架着三挺机枪的。山上更有防空堡垒，而今这些都和卫兵营房、活动中心等处一样，成为历史陈迹。这里是大陆首发团基本都会到的地方。“蒋公起居很简朴。”导览人员说。这从他在各地的行馆设置亦可窥见，这些行馆或者已成为宾馆，或者成为供游人参观的所在。

　　蒋经国的简朴、亲民更是近于有口皆碑。位于金门的蒋经国纪念馆建于1989年，今年7月6日整修后重新开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金门扩大小三通后欢迎大陆观光客的一个举动。

　　与两蒋有关的建筑与地理，越来越从瞻仰的价值向观赏的价值漂移。任中华说，在一开始，慈湖的礼兵只执勤，不交接表演，直到1996年才改变，而蒋介石陵寝在蒋经国去世前夕，都是需要团体提前申请，造册并经管理处审核后再回函予以确认，前后大概需要10天时间。前来的团体要在司仪的带领下对蒋介石遗像行礼。现在不是这样了，每个人都可以在陵寝前探头探脑。蒋大头（介石）和蒋小国（经国）的公仔，也开始在慈湖景区公开贩卖了，娱乐化的结果，必然解构曾精心建设的庄严感。

　　中正纪念堂底层，原来只开放蒋介石生平等展览。如今，这里有邮局、咖啡厅、小商店和各种展览会。政治领袖神圣的光辉需要距离感来维持，民主的一个结果在建筑布局的体现上，同样包括愈来愈浓的世俗性。

　　但祛魅后政客利用民粹进行的仇恨宣传，也成为转型初期台湾政治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新魅影。中正纪念堂现在的处境颇能展现这种分裂的性格，自由广场牌楼的一侧，斜立着的说明牌仍然是“大中至正”，纪念馆内一不留心就可看到“中正纪念堂”的字样。曾坤地说，这些名称无法改的原因是，它们属文物。他也认为，中正纪念堂的更名是违法的。因未通过法定程序，“立法院”划拨预算的时候仍以“中正纪念堂”称呼这里，“教育部”的文件则用“台湾民主纪念馆（中正纪念堂）”来指称。

　　曾坤地自己也递了两张名片给我，一张是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一张是台湾民主纪念馆馆长。他相信再改回“中正纪念堂”是迟早的事。马英九此前也说过民进党的更名行动违法的话，但面对蓝绿对峙的现实，在当选后他说参考民意再作决定。

　　两蒋陵寝重新开放了。4月5日清明节，当选“总统”的马英九到两蒋陵寝谒陵。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宣示意味的行动。一个民主社会该如何面对过去的威权历史，并反省自身，这对台湾仍是一个考验。

　　原大溪镇镇长曾荣鉴说，近来绝大多数有蒋介石铜像的单位都愿把它保存在原地，而不是送到慈湖。这更多是因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投机性的仰承上意？还是大家对历史有了更多的谦卑？

　　透过两蒋地理，可以洞察台湾一个甲子的政治风云。太多的历史细节和转型纹理，积淀在门庭馆舍的表象下。两蒋传记作家王丰选择回避，“看了徒增感伤。”他说。

　　■访谈

　　少一些仇恨多一点包容

　　国民党中央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表示用非理性的方式破坏、侮辱铜像是不健康的

　　南都：蒋介石的铜像、行馆和纪念建筑都相对比较多，蒋经国就少了很多，到李登辉、陈水扁基本就没有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邵铭煌（国民党中央党史馆馆长，中正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蒋公（蒋介石）有个习惯，都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是喜欢山，在大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到台湾后他仍然喜欢接近自然，喜欢接近山水。那些行馆除了阳明书屋和慈湖的行馆（现为陵寝）是新盖的，其他都是现成的公家房舍，提供给他去巡视的时候避暑、度假使用的。他去过以后，那些接待的官员，就把那里变成他专用的了。这当然和民主的观念有关系，跟官文化、马屁文化也有关系。在相对威权或者专制的社会里，会有这种情况。

　　至于立铜像，不一定是领袖本人下令。只是因为他本身太权威了，帮他做宣传的官员自然而然就想要神化他，把他伟大化。这样就产生一种所谓的崇拜。

　　南都：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从威权政体转型到民主社会之后，清算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邵铭煌：一定有的。民进党执政之后，恶意破坏也是有的，以前在南部有蒋中正的头像被吐口水、喷漆，或者把手折断，这是很偏激的有政治色彩的民众做的。民进党执政期间为激化这些绿色选民对他的支持，不断地丑化、抹黑蒋中正，说他是台湾的罪魁祸首，是“二·二八”事件元凶，白色恐怖的制造者。所以深绿的人看到他没有好印象，就痛恨。

　　因为威权体制给他们带来了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像施明德和许信良他们曾被关押过，这些遭遇的感受一辈子都不会轻易消除的。但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会做一些比较理性的处理，不一定非要是清算，用非理性的方式破坏、侮辱铜像，这种清算方式是不健康的，只能取悦于一部分极端分子，让那些深绿的选民很爽，中间选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的，觉得我们换了民进党执政，就应该有执政的包容度，应该采取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利的行为。

　　南都：最开始建中正纪念堂的目的，应该是想给人们一个纪念、瞻仰蒋介石的地方，同时发挥教育功能。后来出现的去蒋化运动，应该是始料未及的？

　　邵铭煌：我想有一部分人是从仇恨出发。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说蒋中正有负面的作用，那也没有关系，只要在纪念堂里把蒋先生做过的功绩与过错一起呈现出来就好了嘛。他毕竟是已经过世的人了，不必要用现在的一种恨，对他做一种处理了。

　　南都：你怎么看两蒋铜像、纪念堂和陵寝现在的社会意义？

　　邵铭煌：现在那里更多是变成了一个观光的地方，观光也没有关系，不仅对经济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观光过程中总是要接触了解，会有历史教育的效果，这也是好事。我觉得这比中正纪念堂原来那种很严肃的纪念气氛效果还要好一些，那样很容易引起人们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或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帝王思想。

　　栏目统筹：李召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张磊寇震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方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