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两蒋地理

　　第二期：邱毅访谈

　　第三期：苏治芬访谈

　　第四期：屏东地理

　　“7月15日，8名大陆游客在”总统府“内循历史的脉络观展之时，”总统“马英九正在”总统府“前方百米处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参加追思仪式。马英九在致辞中表示”人权与法治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时，路边灯柱上的”反贪腐民主广场“牌匾正在太阳下灼灼生辉。”

　　夜晚的台湾“总统府”，荷枪实弹的宪兵。今年6月9日起，大陆游客也可在非假日时段前往参观。这里是台湾政治的中枢，而它的前身则是日据时代的“总督府”。如今的总统府“内辟有四个展览室，另有台湾第一次全面性回顾近现代建筑的展览。300余年来频繁更迭的统治者，在这个美丽岛的一砖一石上留下痕迹…

　　钢盔和枪尖在太阳下泛着白色的光芒，宪兵神情漠然，荷枪实弹笔直站在一侧。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台北市宝庆路与博爱路口，排着长龙的人们与宪兵擦肩而过，在交验证件、通过安检后，即由三号入口进入这个有着权力象征的台湾地区“总统府”。7月15日，8名经由澳门来台的大陆游客，也在解说志工的带领下，沿着府内的参观路线转了那么一圈。

　　虽然有人担心安全问题，但今年6月9日，“总统府”还是决定在非假日时段恢复民众参观时，把大陆游客也算在内。府内辟有四个展览室，另有台湾第一次全面性回顾近现代建筑的展览。从荷西占领、清朝统治、日本殖民一直到国民政府光复台湾，300余年来频繁更迭的统治者，在这个美丽岛的一砖一石上留下痕迹，当你驻足留神，会从这些风格各异的历史证物中看到纠结着血光与剑影的踉跄来时路。

　　“总统府”前左方“二二八和平公园”内的郑成功头像提醒我们，在此之前，荷兰人曾侵略斯岛，终为郑氏所驱逐。公园内陈列的“腾云”号蒸汽机车头，则是清王朝步入衰退期而刘铭传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的见证。接下来在甲午海战中获胜的日本，开始把台湾据为己有，镇压反抗力量的同时，也一以贯之大兴土木。如今的“总统府”原本就是日据时的产物———当年的“总督府”，台北宾馆（原总督官邸）、台湾银行、公卖局乃至高等法院，“总统府”四周触目所见无一不是殖民者的遗留物。

　　1945年，台湾光复。四年后，这里成了蒋介石政权唯一安身立命之所在。虽然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仍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总统府”南侧不远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是在日据时林业陈列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国立历史博物馆”秘书、中国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启明说，这里基本没有日据时的文物，是当时台湾延续中华文化的一个基地。

　　而对蒋介石的反感，和对彼岸的恐怖，让一种思潮有了潜滋暗长的可能空间。这种“台独”意识看似成功地与民主化捆绑在了一起，在充满不安全感和恐怖记忆的孤岛台湾，民进党一手反国民党、一手反共产党的两手策略，短期内得了民心。但失去民心的过程也堪称迅速，沿着“总统府”正前方的凯达格兰大道前望，两边路灯上悬挂的红底白字“反贪腐民主广场”牌匾，作为一个新的命名行动，让具有“台独”、“民主”混血性格的民进党裸露出“贪腐”的肌理。而红色禁忌，也在红衫军的倒扁运动中被打破。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孔尚任《桃花扇》）在新旧空间的交替间，在建构与命名的游戏中，太多曲折与磨难的秘密，经由质地坚硬的建筑泄露出来。不同政权走马灯般的意识形态灌输，也让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具备了相当的复杂性。

　　郑氏王朝

　　郑成功是唯一在不同的政治时代皆能同受官民尊敬的历史人物

　　今年6月，由大陆旅游业者组成的“踩线团”前往台湾走透透时，台南市原本未被安排在行程内。台南市政府文化观光处李清山说，在市长许添财和文化观光处的争取下，踩线团到台南市走了一遭。7月4日首发团的每一个分团，也几乎都到台南的三个景点游览：赤坎楼、安平古堡和亿载金城。

　　如果在台湾寻找1620年代荷兰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建筑，台北淡水的圣多明哥城（西班牙式）和台南的热兰遮城（荷兰式），是硕果仅存的经典。这两个处所当时都被台湾人称做“红毛城”，其中热兰遮城仅留断壁残垣，在现今的“安平古堡”内仍可略窥一二。

　　赤坎楼内亦有荷式“普罗民遮城”遗迹，除此基本是中式古典建筑，还有各式碑碣、石像散布在庭园中。据说郑成功奉祀观世音菩萨的大士殿是赤坎楼内首次出现的中式建筑。经过岁月的洗礼，这里目前仅剩文昌阁、海神庙和蓬莱书院等几个清朝建筑。

　　郑成功当年东进台湾时，率先攻占的即是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坎楼。海神庙内的文字招牌上写着：在攻克赤坎楼后，郑成功即以此地为办公之所，直到荷人离台、王府迁入热兰遮城止，前后约9个月时间，唯郑氏迁入热城未久便去世，因此从时间长短论，赤坎楼应是全台和郑成功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史迹。

　　赤坎楼内还有露天的“郑成功受降图”雕塑：站在两个侍卫间的郑成功，腰间佩剑接受对面荷兰将领15度鞠躬。这之间曾发生一个小风波。据赤坎楼内的导览人员介绍，雕塑最初的形貌是，荷兰人单膝下跪。后因荷兰方面抗议，适逢台湾向其购置潜艇，遂改为现在模样。

　　台南市祭祀郑成功的庙宇繁多，如开元寺、大人庙、三老爷宫等，其中郑氏家庙是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而延平君王祠则是全台湾最著名的郑成功祠，祠内的文字介绍：在台湾文化史上，郑成功兼具了历史英雄、地方神明与神话人物的角色，是唯一在不同的政治时代皆能同受官民尊敬的历史人物。民间百姓为感念郑成功驱走荷兰人及开疆拓土的功绩，特尊称其为台湾的“开山王”、“开台圣王”。

　　相比而言，郑成功手下的大将施琅就毁誉参半了。在延平君王祠的两侧，可以看到众多郑成功部下的灵牌，唯独不见施琅。台南市政府文化观光处李清山说，在台湾，除了澎湖有施公庙外，他处与施琅有关的地理并不多见，台南仅孔庙的“名宦祠”内有一上书“太子太保靖海将军靖海侯福建水军提督施琅之位”的牌位。

　　有一种说法认为施琅是叛徒，作为郑成功的部下，投降了清朝。“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启明说，实际上清朝打下台湾后，对这块土地并不重视，如不是康熙皇帝采纳施琅的远见，将其交由福建治理，”台湾将继续孤悬海外“。

　　在郑成功统治台湾时期，带来大量汉人垦拓，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引进台湾，具代表性的建筑是台南孔庙与台南武庙。清朝统治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也在台南的建筑中得到体现，大陆观光首发团游览的亿载金城内，“二鲲鯓炮台”即是台湾第一座西式现代化的炮台。炮台修建于1874年，此时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下短暂的同治中兴已近尾声，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下，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中国。

　　日据时期

　　“雾峰”代表的是温和抗日路线，“雾社”则是激进的抗日斗争

　　“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夕之遇，诚非偶然。”当梁启超用笔写下这几句话时，26岁的林献堂正为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苦闷不已。1907年日本奈良旅馆巧遇，语言不通的林献堂和梁启超笔谈台湾前途，梁启超让林献堂效法爱尔兰人抗英运动的策略，广交权贵，以取得参政权的方式牵制总督。

　　4年后，梁启超还应邀来到台中县雾峰乡林家，就如何抗日与林献堂做进一步探讨。他所下榻的莱园五桂楼，如今只剩一人高的半截墙根。在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中，雾峰林家的深宅大院大半倒塌，现在这片被台湾定性为“二级古迹”的场所仍在紧张施工修复过程中，预计年底即可完工。整修后的林家建筑虽将新旧杂糅，但亦能重现一个大家族的往日风华，当地希望今后成为大陆观光客青睐的景观。

　　雾峰林家曾是台湾第二大望族，但无论建筑形式的多样性还是历史背景的纵深度，均胜过第一望族台北县的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建筑群分为顶厝、下厝和莱园三大部分，坐东向西走向，背山面水。雾峰乡文史专家谢仁芳说，早期林家（同治初年）主要采纳漳州、泉州和福州的建筑风格，“一定是漳州砖、泉州石，木材则是福州杉。”经过历代的翻新整修，后期的建筑语汇则融合了中、西、日三式。

　　1894年甲午海战落败，清廷被迫在次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林家尊儒，林献堂从小受的是忠孝节义教育。”谢仁芳说，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总督的权力非常之大，可以不经司法程序处死民众，“林献堂觉得台湾人成了次等公民，日本人到处欺侮我们。”他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在体制内竭力抗争，成为全台湾民族运动中温和抗日路线的领袖。

　　而与“雾峰”仅有一字之差的南投县“雾社”，聚集的则是激进的抗日力量。雾社在日据时代曾被日人称为“樱都”，因为每到初春这里开满樱花。这个美丽地方住的山地原住民在莫那·鲁道（1882-1930）的带领下，于1930年向在当地小学举行运动会的日本军警发动攻击，后在日军的大力围剿下全部殉难。对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可去南投县仁爱乡的“雾社事件纪念公园”游览与凭吊。

　　在镇压抗日力量的同时，殖民政府亦在台湾强制推广日式教育，并开展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现代化建设。在“总统府”的展览中，台北中山堂、台中公园湖心亭、淡水中学八角楼和高雄车站（今台湾愿景馆）等，被认为是日据时期的代表建筑。今天，如您搭乘台铁做环岛旅游的话，会发现很多车站仍为日据时的产物。

　　作为权力核心的“总督府”（现“总统府”），地址亦经精挑细选，原林、陈姓宗祠被迫移到别处。从空中俯瞰，该座建筑平面呈现“日”字形。据导览志工介绍，历时8年、耗资281万日元的总督府，最初的设计方案为6层，但日本总部的意见是11层，后即在五层楼上修了高高的中央塔。

　　日据时期大量效仿西洋建筑，“总督府”采用的即是当时流行的欧洲风格。“日据时台湾的很多建筑，比当时日本的建筑还要美。”原台湾地理杂志《大地》总编辑陆传杰说，当时的建筑布局亦有意识形态的考量。传统中国建筑坐北朝南，而总督府则面朝东方，有迎接“旭日东升”之意。今天台北的街道以东西向为主，也是日据时塑造的格局。最重要的南北向道路，当时当属总督府正北方的中山北路，台湾神社即建于此路北端（因日本在台湾北方之故）。

　　当年日本人来台时，有三个几乎必去的地方：总督府、台湾神社和“新高山”（台湾最高的玉山）。

　　光复台湾

　　“二二八事件”是光复以来台湾最大的伤口，绿岛是“白色恐怖”的象征

　　日据时期有明确的限高禁令，以保证“总督府”是当时台北最高的建筑。高高的塔尖，是男性与权力的象征。而在二战期间，它成为美军战机轰炸的目标。“总统府”内展览了一张名为“把台湾总督府藏起来！”的照片，“当时人们很傻，以为拿布幔盖起来，战机就发现不了了。”导览志工笑着说。“总督府”后来在轰炸中燃烧了三天三夜，损失惨重。

　　伴随着日本的投降，国民政府在1945年光复了台湾。台中雾峰林家的林献堂还组织南京致敬团，向前来接收的国民党表达善意。“大家都很欢迎，认为光复后可以脱离苦海。”雾峰文史工作者谢仁芳说，“谁知阿兵哥不守法，乱七八糟，买东西少给钱，素质非常低。”

　　有位“阿兵哥”在商店买了自来水龙头，回住处安在墙上，以为拧开就可出水。谢仁芳讲的这个段子在台湾广为流传。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湾，现代化的程度和国民素养远远超过刚刚经历8年抗战的大陆。加上腐败、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对国民党的不满迅速积聚，终于在1947年的一次辑私烟行动中酿成大规模的暴动，国民党军队随后予以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这是光复以来台湾最大的伤口，距“总统府”不过百米的“二二八纪念馆”，即专为这一段历史而设。

　　国民党光复台湾后的蜜月期很快结束，甚至包括雾峰林家子弟———南京中央军校毕业且在抗日中负伤的林正亨，也在1949年8月被以叛乱罪逮捕（后枪毙），一个月后，林献堂避居日本。在此前后，国共内战中败北的蒋家军开始大规模涌入台湾。“这次来的基本是国民党的精英，阿兵哥的素质也不错，能保证好的秩序，但战败的国民党很害怕。”谢仁芳说，为防范共产党渗透，保证安全，台湾开始进入所谓的“白色恐怖”年代，“受害的外省人比本省人多，有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或者被抓到绿岛一关就是几年。”

　　绿岛位于台东市东方约33公里的太平洋上，岛身呈不等边四角形，面积仅约16平方公里，是“白色恐怖”时期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蒋介石仍然在整修过后的日据“总督府”内发号施令。原《大地》总编辑陆传杰说，中山北路的台湾神社，神龛被移走，成为当时协防台湾的美军的住所，那附近后来兴建了著名的圆山饭店。有很多日据建筑的中山北路，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观光客最爱游走的地段。

　　“日据时的台北建筑很好看。”台北市紫藤庐茶艺馆老板周渝说，蒋介石来台早期的台北规划则很糟糕，沿民权西路搭乘捷运往北路段，现在仍保留着当年丑陋的建筑样式。“1960年代是台湾加工出口初期，有个口号是‘把客厅变工厂’，整个社会普遍的感性堕落，对丑已经没有感觉，建筑只为实用。”

　　而这些建筑背后所反映的，是兵荒马乱中择路来台的蒋介石早期社会治理的困顿。

　　社会转型

　　88年历史的老宅紫藤庐是自由主义学者清谈的场所

　　建于1920年的紫藤庐也是日据时期建筑，1945年前为“总督府”高等官舍。国民党大批来台后，这里成为“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教授的公家宿舍。周德伟早年留学英、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门生。在“白色恐怖”年代，殷海光、张佛泉和更年轻一些的李敖等自由主义学者即常在这里聚会清谈。“每次聚会，国民党特务公开在门外轮流驻岗。”周德伟的儿子周渝说。

　　紫藤庐老宅的木制结构在1961年的一次台风侵袭中遭到破坏。重建后的紫藤庐多了砖墙，形成的格局一直维系到现在。老宅原就和日据时其他建筑一样，融合日、西风格，周德伟和周渝又先后添加了些许中国元素。

　　周渝在1975年接管老宅时，台湾的民主运动进入了萌芽期。父亲并没给他留下多少家产，周渝开始把老宅部分房间出租出去，这里成为艺术家和民主斗士的天堂。“那时台湾没有其他的据点，大家需要一个浪漫开放能够延续1930年代精神的地方。”周渝说，“法国的沙龙参与者都是中产以上，而我们这有点像俄国的沙龙，什么阶层的人都有。”

　　这中间先后发生中坜暴乱、美丽岛事件等具里程碑意义的党外运动，周渝参与了一些，感觉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于此，就退守到紫藤庐搞自己的文化艺术。在施明德等人坐牢之后，党外新生代如林正杰、林浊水等人仍频繁光顾紫藤庐茶艺馆。

　　党外统、独两派的力量开始分家。周渝渐渐发现独派的人对自己有些疏远。“虽然没有闹翻，但总觉得我有大中国主义的嫌疑：一谈到茶文化、美学这些，中国的源流这一套就出来了。”有一次，他和有“台独理论家”之称的林浊水因为中国问题发生争执，“他很生气，不欢而散。”此后，林浊水即很少来这里坐了。

　　但在林浊水的记忆中，这里仍是“落魄江湖者的栖身所”，1990年代，解严后的台湾有了更多开放的公共空间，完成历史使命的紫藤庐从党外运动的聚会场所转型为纯粹的台北市文化地标。

　　而政治仍然在继续。在紫藤庐1997年成为台湾第一处市定古迹之前一年，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陈水扁主导了一系列的更名运动。介寿路改为“凯达格兰大道”，台北新公园也变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一些学者将二二八事件看做“台独”运动的源头，每年的二二八纪念日，谴责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宣扬“台独”理念总是纠结在一起。

　　“政治‘台独’之外，文化‘台独’的声音也高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定位被质疑，有人要改馆名，说‘太中国了’，但这里始终不随政治起舞。”“国立历史博物馆”秘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启明对“去中国化”并不以为然。

　　原《大地》杂志总编辑陆传杰说，台南是中原文化在台湾的发源地，如今却成为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的大票仓，“他们‘台独’喊得最厉害，其实在传统观念和生活起居上是最中国化的。”这都是政治操弄的结果。虽然不到400年间台湾更换了太多的统治者，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总统府”关于台湾建筑文化的特展中也得到印证。

　　7月15日，8名大陆客在“总统府”内循历史的脉络观展之时，“总统”马英九正在“总统府”前方百米处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参加追思仪式。这一天是台湾解除戒严纪念日，纪念碑是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期间修建的。

　　马英九绕纪念碑一周，并向受难者献上百合花。他在致辞中表示“人权与法治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时，路边灯柱上的“反贪腐民主广场”牌匾正在太阳下灼灼生辉。就在这一天，他与“行政院长”及各财经部会首长会面，敲定松绑台湾企业赴中国大陆投资的40%净值上限。当贪腐不再是国民党的象征，而大陆也不再如传说中的恐怖，台湾的政治史又将展开新的一页。

　　如果你来台湾，在台南的郑成功像前，在雾峰和雾社，在“总统府”周边，在紫藤庐……一条线串起的数百年建筑史，何尝不是解读台湾政治命运的密码。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韩福东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方谦华（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