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评论：如何识别穷人是政府济困的前提

　　近一年来，通胀不断，物价高涨，人们生活成本飙升。如何帮助民众度过时艰成为施政者案头第一要务。谁以什么方式照顾谁，是社会政策的核心议题。发放津贴，还富于民是最直接的措施，无疑也算是政策的一大创新。

　　虽然政策的主客体已经明确，但具体以什么标准确定受助人群，以什么方式分发到手，则是关键的技术问题。7月21日南都社论《如何识别穷人是政府济困的前提》谈政府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就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一技术环节直接关系政策成败，考验着各地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政治智慧。

　　在2008年首先提出补贴构思并付诸实践的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政府2月中旬的财政预算就让国民在新年收到一个大红包。有效的政策创新自然会被效仿，从而扩散开来。近段时间，东莞、广州、香港等珠三角地区有能力、有意愿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向市民“派糖”，补贴民生。一时间，各种方案呈现人前，客观上提供了政策竞争和比较的机会。普罗大众皆可对各地方案逐一点评，比较不同政府管治的不同。在此过程中，内地政府和港澳特区政府在公共管理能力的差距就显现了出来。

　　2月下旬，媒体报道上海市政协委员将在两会提出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然而这一想法被批评为荒诞。之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成为我国首先吃螃蟹的地区，他们各自在2008年度财政预算中，制定了还富于民的政策。其中的政策设计，虽然仍有值得斟酌之处，但大体上无碍执行，惠民效果大致良好。

　　最近，广东一些城市也提出有关补贴方案，且措施略显粗疏，甫一出台就面临目标群体模糊和操作繁琐等问题，执行难度不小。正如论者指出的，基层组织乏力，缺乏“数字管理”的基础，难以识别穷人，考虑细节，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都有所欠缺。

　　施政惠民，政策思维固然要大胆、解放，计划构思也需严密周详。我们实在要像汪洋书记22日在会见香港传媒高层时所说的，应努力吸取香港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益成分，改善广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体制。

　　□温卓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