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到1994年，李焕池曾经多次想到了“罢官”，这个为官者最坏的打算。

　　当时，他任珠海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距离他1998年退下领导岗位，剩下不到5年时间。

　　在从政近40年、即将安然引退颐养天年之际，让李焕池做出这个意味着自断退路、背水一战的决定，原因只有一个———他想办珠珠海电影节。

　　今天的读者估计很难理解，一个电影节在一个政府官员心中曾经引起的煎熬。在这个娱乐圈新人辈出、八卦不断的年代代，电影节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红地毯、闪光灯、珠光宝气、衣香鬓影、奇装异服、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如果让时光倒退，将我们代入入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情境，我们或许能够感同身受李焕池的辗转反侧。

　　1994年6月15日，第一届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在这座海滨小城举办。顾名思义，珠海电影节涉及两岸三地。其时，香港、、澳门还未回归，当地民众对回归之后的疑虑、猜测甚至非议，时常见诸报端。而当时的台海局势亦并不宽松。在这样的背景下，珠珠海想让三地的电影人共聚一堂、把臂言欢，不可不谓石破天惊。

　　当李焕池把这个想法告诉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时，连后者都表示惊讶和担忧。梁广大在珠海为官16年，曾因倡建伶仃洋大桥（今天的港珠澳大桥）、广珠铁路、珠海机场等命运工程和实行诸如百万科技重奖等震惊全国的改革举措，被人称为“梁胆大”。但要办一个个融合三地在内的电影节，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在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难怪连“梁胆大”都表示要慎重。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焕池说，当时自己曾经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大不了罢官喽”。

　　珠海电影节停办的最主要原因，是电影节的主办审批权，由之前的广电部收归至中宣部。中宣部决定保留长春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放弃珠海。经过反复争取，最后得到的批复是珠海电影节“可以”举办，但不得设奖，只能展映影片。至于为何不得设奖，“问过，但没有解释”。在珠海的决策层内部，这个“最高指示”也让大家泄了心气，结果办了两届的珠海电影节，从此不了了之，没有下文。———李焕池

　　从影视基地到电影节

　　珠海本来想搞一个影视基地，但身处中国电影黄金期，很多专家建议办电影节

　　当时主管文化的珠海市委副书记李焕池一门心思想办珠海电影节的原因，就是他认为珠海适合搞电影节。

　　在他的叙述中，事件的缘起其实很简单。当时改革开放在神州大地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珠海作为特区，理所当然地走在全国前列。“当时文化部门在考虑如何发展新兴文化事业。因为经济在改革开放，那文化应该如何发展？”李焕池说，在各种想法的碰撞中，就出了这么一个思路，“我们都觉得，珠海环境优美、交通方便———澳门与珠海一墙之隔，香港和珠海不过一个小时的水路，而从台湾飞到珠海，也不过两个小时左右———两岸三地往来较少，在珠海这个便捷的交通节点上办一个电影节，让三地互相了解、互相交流，这个主意不错。”

　　但在陈毅艺的记忆中，珠海电影节的发轫时间应该可以追溯到更早。陈毅艺在珠海做过19年娱乐记者，是珠海名副其实、当仁不让的“狗仔队长”，时任珠海特区报社娱乐记者。

　　那是在1992年夏，由珠海经济特区文化开发总公司发起，在珠海举办了一场“92国际新潮电影展（珠海）研讨会”，研讨会的另外一个名称是“珠海国际影视娱乐城研讨会”。这场研讨会的主旨，其实是探讨在珠海投资建设影视娱乐城的可行性。这个所谓影视娱乐城，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影视基地。

　　影视娱乐城的创意，在“研讨”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了下文。但在会后，“在珠海办个电影节”的思路，却慢慢地浮出水面。

　　“1992、1993年，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黄金季节。1992年，长春电影节举办第一届；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帷幕。当时很多参加珠海研讨会的专家———有北京的，也有港澳的———纷纷给珠海打来电话，说影视娱乐城投资大，需要慎重；在珠海办个电影节，倒是比较可行。”陈毅艺说。

　　至于这个思路，如何从研讨会专家的会后建议，最终抵达李焕池的案头，其间琐屑的关联已经湮灭不闻。但一个可供参考的细节是，组织研讨会的珠海经济特区文化开发总公司，正是珠海市文化局的下属企业。

　　叶选平问，怕不怕风险

　　珠海电影节确定“两岸三地”思路，拿到北京批文，直至最后关头疑虑依然存在

　　珠海决心要办电影节，但这个电影节，应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综合考察国内的电影节市场，珠海敏锐地发现了“两岸三地”这个空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国际，长春电影节主攻内地，珠海依据地缘优势，专攻两岸三地交流。三者之间分工明确、互为补充，这也是后来形成的“中国三大电影节”格局。

　　有了初步的思路，说服了珠海的决策层，李焕池进京汇报。过程居然出乎意料地顺利。他先后找到了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国台办副主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二者听了之后都表示支持。正是这次进京，确定了珠海电影节今后在中国电影百科中的定义，“经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由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永久性的国家电影节”，两年举办一次。

　　拿到了这纸“永久性”的批文，李焕池回到珠海，开始正式筹备。按照之前商定的安排，梁广大任电影节组委会主席，他任执委会主席。珠海还请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担任电影节的名誉主席。

　　其实，直到电影节组织机器开始前的最后关头，疑虑依然存在。在单独汇报准备工作的时候，叶选平单刀直入地问李焕池：“这么大、如此规格的电影节，你搞得定吗？怕不怕担风险、出差错？”面对这个问题，李焕池想了想，他回答说：“大概不怕吧。我想了三条，一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二是具体评议，公平处事；三是热情接待，不要出错。只要做好了这三条，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李焕池说，听了他的话，叶选平说，你有思想准备就好。

　　时隔多年，李焕池回忆起来说，自己当时不可避免会“有点害怕”，“不过步子已经踏出去了，就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坦言说，当时自己最大的担心，一是怕参展影片的政治把关问题；二是影星来来往往，围观者众，场面失控，“就怕女明星被人非礼”；三是担心这些艺术家在饭桌上喝了些酒，说错了话，“所以需要特别严谨”。

　　金马、金像力挺飞龙奖

　　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港台电影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珠海电影节

　　这个在一咬牙中迈出去的珠海电影节，受到了港台电影界前所未有的支持，过程也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再次给了珠海一个意外之喜。

　　要做一个涵盖两岸三地的电影节，最主要的公关对象当然是港台的电影界。为了电影节，李焕池曾经两次经过特批，飞赴台湾。而往来港澳的次数更是难以计算。香港方面，珠海主要联系吴思远。吴时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曾连续5年出任了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而台湾方面，则主攻时任台湾金马奖执委会主席的李行。再由吴、李二人登高一呼，联络当地的电影人。

　　“这个电影节，影视界的朋友确实很支持，一通知都来了。李行跟我说，不管两岸有什么事情，这个文化交流我搞定了，我怎样都会带团过来。吴思远则告诉我，你定下来怎样，给我通个电话，我按你的意思去办。”这两个当地电影界的领军人物的表态，给李焕池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一些明星的表态，则更让李焕池看到了电影节成功的希望。现今被人称作“大哥”的成龙，当时告诉李焕池，“这个电影节，如果要我参加，我怎么着都要来”。一诺千金的成龙，有一个细节让李焕池记忆犹新。那是在第二届珠海电影节开幕当天，成龙刚从美国回到香港，“连衣服都没有换，直接坐船来珠海出席开幕式”。

　　台湾的明星也不甘成龙之后。在李行拟定的台湾电影人出席名单里，方芳芳的名字赫然出现其中。方芳芳是当时台湾最当红的金牌主持人，“出场费听说是新台币30万”，李焕池笑着说。当时她的经纪人要收出场费，这让李焕池担心了好一阵子。后来方芳芳自己亲口告诉他，她一分钱都不收，一定会来。

　　除了坚定的表态，在此后将近半年的筹备时间里，三地的电影人更是通力合作，为珠海这座从未举办过电影节的城市，搭建出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框架。参照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内地的长春电影节，珠海电影节安排了影片比赛、影片展映、影片学术研讨及升旗式、开幕式、闭幕式暨颁奖晚会等一系列盛大活动。电影奖评定设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摄影奖等奖项，分别颁发奖杯和奖金。

　　说起奖杯，倒是有一段掌故。珠海电影节设“飞龙奖”，其实最早名字不是这个。“本来我们想沿袭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的思路，做一个‘金龙奖’。”李焕池说，“后来想了一下，还是区别一下吧，叫‘飞龙奖’，寓意中华民族电影文化事业的腾飞，把三地都统到一起来。”

　　奖金最高的电影奖

　　港台电影界明星倾巢出动，珠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记者

　　1994年6月15日，第一届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在珠海正式举办。珠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明星，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记者，这座南海之滨的弹丸小城，一夜之间名闻世界。

　　谢添、孙道临、姜文、成龙、洪金宝、冯宝宝、文隽、尔东升、黎明……这些平时只能在荧幕或者屏幕上看到的名字，在6月15日到19日之间，就那么活生生地出现在珠海人的面前。“盛况空前！台湾除了林青霞没来，香港除了周润发、张曼玉没来，电影界八大行业（导演、演员、化妆、特技等）不管是一、二、三线，还是台前幕后，都来了，可以用倾巢出动来形容。”陈毅艺感慨地回忆。他当时不仅仅是报社的娱记，同时也是大会的工作人员。负责每天出入穿梭于会场和明星们酒店的房间，采访、写稿、编辑。第二天，以铜版纸印刷装订的电影节日刊，就出现在与会嘉宾的案头，图文并茂地报道电影节前一天的内容。

　　和明星们一起赶到的，是蜂拥而至的记者。其中有一些根本没有得到大会的邀请，自发前来，这部分人以敬业的香港记者为主。但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却让李焕池陷入了尴尬，因为食宿方面根本没有做好这部分人的准备。后来还是吴思远自掏腰包，给这些“老乡”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后来私下跟吴思远说，要不，我给报销算了？他摇摇手，说小事小事。”

　　云集珠海的记者，是一个数目惊人的采访团。按照陈毅艺的估计，这个数目是全国之最，达到200多人，“连美国的华文报纸都派来记者采访”。在记者们的报道中，珠海电影节迅速与长春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齐名，被合称为国内三大电影节。它的名字甚至和另外一个知名的国际电影节相提并论，那就是戛纳。二者同样属于海滨城市，同样没有影视基地甚至电影厂，但却都取得了轰动的效果。当时的媒体都说，珠海就是中国的戛纳。

　　这次电影节的高潮，在颁奖礼当天来临。这个颁奖礼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一个原因当然是明星扎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重奖。珠海电影节在大奖评定方面，延续了1992年引发全国轰动的百万科技重奖思路，倡导精神、物质双重鼓励。大会最佳影片的奖金是10万元人民币，其余诸如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单项奖奖励5万元。需要注意的是，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像张艺谋、巩俐等称雄荧屏的“大腕”都是供职于电影厂，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千把块钱。“我跑过金鸡、百花，也跑过长春、上海，珠海的奖金是当时全国最高的。”陈毅艺说。

　　颁奖礼设在新修建的珠海体育馆。当晚体育馆的售票处外面排起了长龙，从头望不到尾。李焕池说，当时“体育馆有4000多个座位，坐不下———请来的嘉宾就有1000多个。后来硬是又加了1000多个座位才勉强让大家坐下来。搞得负责维护现场秩序的公安都有意见，说连他们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两届辉煌后的停办疑云

　　“政治说”“成本说”“障碍说”众说纷纭，李焕池解释主要是不允许设奖

　　1996年，电影节的名称由“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正式更名为“珠海电影节”，于当年12月18日至22日举办。至于更名的原委，李焕池很说很简单，“第一届举办之后，澳门提出了意见，说电影节名称里少了澳门。我后来到北京，跟田聪明提起，说要不改成‘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港澳电影节’？田聪明说，太复杂了，干脆就直接叫做珠海电影节算了。我说可以啊，把珠海的名声打出去了。”

　　较之上届，珠海电影节明星出席的阵容更加强大，媒体的反响也是更加热烈。珠海人的“野心”也更大了。这次电影节的章程里写着，珠海电影节除了“本着加强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电影界的交流与合作”外，“而且将跨出两岸四地范围，逐步接纳评选海内外由华人担任主创人员的影片，朝着‘国际华语电影节’的目标发展”。在出席名单中，第二届较之上届的“内地”“港台”之外，还多出了一个“海外”，出席者为卢燕、陈冲、郑佩佩。

　　但是，第二届珠海电影节落幕之后不久，一个消息传来，珠海电影节要停办。

　　这个消息开头是如此模糊，可以用“传言”来形容，官方亦从未就此做出澄清或者说明。后来越来越清晰，直到1998年本该“两年一届”却始终没有声息的时候，大家才明白，珠海电影节是真的停办了。

　　对于停办原因，直到记者采访前，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样本。有人说，由于电影节涉及三地，政治相对敏感，广电部始终有点担心会“捅娄子”，最终下令停办。有人说，电影节组委会对接着怎么搞电影节没有思路，政府的组织者大部分都不懂电影，电影节既没有商业运作，也没有考虑投入成本，事事都由政府投钱，结果投入太大、无力承受，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也有人说，其实也不是停办，只是广电部要求电影节一年一报，办一届申请一届。这就给珠海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因为很多名人、明星都需要提前一年半载联络，以便安排档期。这种申报的时间限制，让大家都产生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都担心如果硬撑着搞下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最终却前功尽弃……“政治说”“成本说”“障碍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直到1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珠海电影节停办的真正原因。讲述者就是两届电影节的执委会主席李焕池。他否定了政府投入太大、不堪重负的说法，“整个电影节，政府的投入也就300万左右，主要用于奖金，财政的负担并不重。”他说，珠海电影节停办的最主要原因，是电影节的主办审批权，由之前的广电部收归至中宣部。而由于当时国内电影节太多太滥，中宣部决定整顿电影节市场。整顿的最终决定，是保留长春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放弃珠海。为此，李焕池特意赴京奔走游说。经过反复争取，最后得到的批复是珠海电影节“可以”举办，但不得设奖，只能展映影片。至于为何不得设奖，李焕池也百思不得其解，“问过，但没有解释”。回到珠海后，他给吴思远、李行打电话，“他们都说，如果不设奖，我们就不来了”。而在珠海的决策层内部，这个“最高指示”也让大家泄了心气，最终形成的看法是“听上面的指示吧”，结果办了两届的珠海电影节，从此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复活、复活、复活

　　停办后珠海电影节数度传出复活消息，但激动过后却杳无音讯

　　客观说来，“没有下文”其实并不确切。至少由1998年以来，珠海人还是为电影节“复活”的消息激动过两次。

　　一次是2003年3月。珠海市委办和市府办向下面3个区联合下发通知，表示将恢复第三届中国珠海华人华语电影节，并成立专门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珠海市委副书记的余炳林担任组长。在当时的报道中，珠海市有关负责人表示，第三届珠海电影节的定位将要延续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节”的走向，“既要赚名又要赚钱”。这是停办之后、珠海官方首次有关“复活”最明确的一次表态，民间舆论亦为此扰攘许久。不过扰攘过后，电影节最终下落不明。

　　第二次是在2006年6月。当时，美国金沙集团威尼斯人度假村开发公司横琴项目联络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在透露该公司有关横琴项目的宏图大计同时，抛出了复活珠海电影节的想法，并声称要将之打造成“亚洲戛纳电影节”。“戛纳”，这个珠海人曾经熟悉的字眼，珠海电影节曾经的荣光，让珠海人重新陷入了缅怀、向往和迷思。只是，金沙横琴项目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亚洲戛纳”这个肥皂泡也最终灰飞烟灭。

　　岁月流转，一茬又一茬的人来了又走了。如今的珠海年轻人群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珠海曾经举办过轰动全国的电影节。有所耳闻的，也觉得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即将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记得它并且觉得清晰如昨的，只有当年的那些亲历者。比如李焕池，在办电影节之前，他说自己压根不懂电影。之后，倒养成了看电影的习惯。“什么轰动、有争议看什么，比如说《苹果》，比如大片。”不过他很少进电影院，都是到家附近的影碟店租碟看，他有贵宾卡，可以打不少的折扣。

　　还比如陈毅艺。他已经退出了媒体行业，在珠海影视剧作家协会担任主席。在十多年后回首珠海电影节，他觉得“当时真的是敢为天下先，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政治形态如何，我们在文化上，先‘统一’了。当时没有‘三通’，但在电影上却成功地做到了‘三通’。”

　　2001年，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将内地和港台电影纳入评选视野。在很多珠海人看来，这是珠海电影节的另外一种“还魂”，因为二者在策划思路、评选形式甚至港台电影人主要组织班底都几乎重合。这让珠海人心里百味杂陈。“其实华语电影在世界面临的形式跟（上世纪）90年代没有什么变化，一样面临西方电影甚至韩语、日语电影的冲击，需要联合。但港澳目前已经回归，两岸关系又随着包机日益明朗改善，政治形势较之以往有很大好转，珠海如果愿意，再次掀起华语电影的浪潮不是没有可能！”

　　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采写：本报记者 过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