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通过厦门大桥，刚进入厦门岛，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高耸：纵横交错的网架，一面高挂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肖像，和他1984年2月视察厦门时的题词“把经济特区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另一面高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肖像，上书“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字样。
看似空荡荡的建筑物，角落里有几间房还住着人：保安和环卫工人。其他的则房门紧闭，旧报纸蒙住玻璃窗，透过破碎的一角，窥得见厚厚的尘垢。
这座看似废弃的庞然大物，真实身份是“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设计师何创以隐喻的建筑语言，将它塑造成犹如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鹭———这是厦门的城市标志物。
1994年2月27日，厦门各界人士2000多人在厦门影剧院隆重集会，纪念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十周年。这天下午，来自中央、福建省、厦门市的有关领导参加了高崎联检站的落成典礼。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在典礼上讲话说，在4个来月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工程，创造了特区建设史的新纪录，势必为厦门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这只“白鹭”出生后却不曾起飞过。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自建成后至今十余年间，并没有真正发挥过它应有的功能，以至于今天，它耸立在厦门繁忙的交通要塞，却几被遗忘。
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承载着厦门与自由港的一个梦，也留下了一段痛。
小平答应了一大半
1981年，泰国华侨李引桐最早提出厦门建设自由港的建议，1984年，当项南向邓小平提出自由港三条主要政策时，邓小平当场答应了两条
这条特区管理线，悬系着厦门迈向自由港的雄心。而其开端，要追溯到华侨李引桐的一份建议和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
1981年7月，泰国华侨李引桐在致送福建省委《关于厦门特区建议的意见》中提出把厦门变为“自由港”。他指出，“福建办特区的条件不如广东，没有类似港澳这种现成的自由港可以利用，因此，厦门比之深圳、珠海，门要敞得更宽一些，对投资者的利益应该优厚一些”。在国门初开之时，这些思路无疑起到一种震聋发聩的效果。李引桐的建议获得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重视。其时，思想解放的项南一直在寻找福建改革开放的快捷路径。
1984年2月8日，在“鹭江”号游艇上，项南抓住时机，向邓小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把当时仅有2.5平方公里的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二就是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
对于第一点，邓小平当场欣然赞同。对于第二点，邓小平很感兴趣，也很慎重。项南向他介绍，自由港主要政策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听后表示：“前两条可以。这后一条，你们拿什么跟别人兑换？”项南说：“我们考虑发行特区货币。”邓小平想了想说：“是你们单独发行特区货币，还是几个特区联合发行一种货币？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此前在深圳视察时，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也对邓小平谈及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邓小平表示：发行一种新货币，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它对人民币的冲击究竟有多大。
厦门拿到“尚方宝剑”
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85号文件”，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而“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更被视为中央赋予厦门独一无二的“尚方宝剑”
邓小平结束此次“南巡”回京后，召集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聚会。他明确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进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本客人伊东正义时，向全世界宣布：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第二天，项南立即主持福建省委常委开会，决定派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去厦门，具体落实邓小平“更加开放”的指示，帮助特区搞好规划、立法和洽谈项目等工作。
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复福建省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份“85号文件”指出，厦门应建成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经济特区。在最后一点特别强调：厦门经济特区要加强口岸管理，严防走私，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置管理线，实行口上检查，岸上管理，海上巡逻。
1985年的“85号文件”无疑为厦门改革开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更被视为中央赋予厦门特区独一无二的“尚方宝剑”。
“宝剑”在手，不知如何舞
“自由港某些政策”具体如何实施？从中央到地方，谁都没有经验。甚至有些学者教授简单地认为，厦门建成自由港后，家里买个电视冰箱什么的都可以免税了
“宝剑”在手如何舞？围绕“85号文件”，福建省、厦门市随即展开一系列调研规划。198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凤清，正好被安排参与此项工作中。
张凤清记得，当时厦门市有关领导带队到北京，走访了不少部委，还到过香港、新加坡、德国汉堡等地去考察自由港的运作。“‘85号文’下来，大家都说好。但是‘自由港某些政策’具体如何实施？从中央到地方，谁都没有经验。”
在张凤清的印象里，当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厦门本来就是经济特区，可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不用再搞什么自由港某些政策；而另一种则要求把厦门整个封闭起来，参照香港模式，把厦门全岛变成自由港。
“这两种看法现在看来都很极端。”张凤清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对“自由港”的第一印象，就是免税。当时甚至在厦门有些学者教授简单地认为，厦门建成自由港后，家里买个电视冰箱什么的都可以免税了。
1985年从厦门市政府秘书长调任厦门海关关长的秦惠中也记得80年代中晚期一度对自由港的争论不断。市里开会，有人很大胆地提议，开发厦门周边的小岛，比如鼓浪屿，封闭起来，开赌场、设红灯区，外国人凭护照进岛吃喝玩乐，中国人就不准上。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一听，斥之“太幼稚了！共产党领导下哪能允许这样做？！”
“雷声大，雨点小”
根据“85号文件”要求设置厦门特区管理线，一直摆在官方的议事日程中。但方案几经讨论、反复修改，却难以落实。难就难在，这条“线”要拉起来，牵扯到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对自由港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根据“85号文件”要求设置厦门特区管理线，一直摆在官方的议事日程中。记者从厦门市档案馆提供的史料看到，早在1985年下半年，在福建省政府直接领导下，厦门市专门组成了“管理线方案制定小组”。但方案几经讨论、反复修改，却难以落实。难就难在，这条“线”要拉起来，牵扯到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从现实情况来看，厦门经济特区（包括本岛和鼓浪屿），四面环海，总面积131平方米。岸线总长56.4公里（其中鼓浪屿岸线长7.2公里）。对外交通由陆、海、空立体组成。陆上交通唯有一个通道，即高崎到集美的海堤；海上交通比较复杂，除东渡码头（万吨级）与和平码头大型客货轮泊位外，沿岸还有各类小码头55个，小船停泊点46个，避风坞2个；空中通道即厦门国际机场。在厦门上报福建省政府的两份管理线设置方案报告———厦府〔1986〕综384号和厦府〔1987〕综328号中显示：要实行“口上检查，岸上管理，海上巡逻”，就人员编制共需增加约2000人，基建投资、购置各种车辆、器材设备及开办经费等共需约5000万元。报告提出，对于资金来源，建议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管理线的办法，由中央、省、市各负担1/3.
“把厦门整个封关，很不现实。”秦惠中认为，仅从56公里的海岸线来说，大大小小的码头以及海滩，一到了晚上，大小船只靠岸装卸货物，海关、边防各单位就是24小时全天候值班，也难防走私。
不过，厦门对建设特区管理线显得很迫切。1988年底，厦门市向福建省政府提交一份送审报告，计划征用湖里区禾山乡高殿村委会耕地96.2亩、非耕地4.8亩，在当年安排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的基建项目。然而，这个项目在当时只停留在纸面上。
在“85号文件”下发的前五年，厦门在自由港政策的实施方面，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厦门再打自由港旗号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后，一度被尘封的“自由港”再度成为厦门未来大计的关键词。最早向邓小平进谏的老书记项南也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应当辜负小平同志的期望了
1992年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后，姓“资”姓“社”之争从此尘埃落定。一度被尘封的“自由港”再度成为厦门未来大计的关键词。
1992年4月9日，在厦门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提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厦门市政府表示，在当年要抓紧特区管理线的建设，完成特区管理线的选址、定点和设计，力争两年左右时间建成。同时要着手制定放开一线、完成二线的新管理方案，为厦门特区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全面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创造条件。
响应邓小平提出“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号召，这年8月底，厦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香港’，用20年时间追赶亚洲‘四小龙’”。而同年11月，中共大连市七届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大连市经济上新台阶规划纲要》中也提出：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要求，力争用20年左右的时间，把大连初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北方香港。
到了年底，厦门市第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一句新口号：“为把厦门建设成为社会主义自由港而奋斗”。这显然是对“厦门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延展。
对厦门过去几年在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落实上，厦门“两会”上出现了尖锐的批评声音，厦门有关方面被指“思想不够解放、胆子不够大，厦门这一最大优势迟迟没能充分发挥出来”。1992年4月12日的《厦门日报》载，厦门大学副教授郭哲民直指厦门思想不够解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弄清自由港和自由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由港是一种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其核心内容就是实现商品、资金、人员进出的自由，因而纯粹是经济概念，而自由化则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的政治概念。只有分清这一点，才能放胆去干。二是优惠政策不等同于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有的人觉得，我们有了优惠政策，就无须搞自由港。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势必造成决策阶层在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时犹豫不决，裹足不前。
1993年6月，已从福建省委书记卸任7年的项南，在参加首都经济学界“加快厦门特区改革开放研讨会”上，也大声疾呼：厦门应该打出自由港的旗号。这位最早向邓小平进谏的老书记语义恳切：“自由港关系到对台工作，对台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的大局。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将近十年。我们再也不应当辜负小平同志的期望了。”
总算修了一栋联检大楼
1988年就酝酿建设的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终于在1994年2月从图纸变成现实。厦门想趁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东风”，先把联检站抢建出来，待高层应允后，再逐步实现厦门岛封关运转
上世纪90年代初，厦门落实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规划里主要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创办象屿保税区，另一件就是把搁浅多年的厦门特区管理线建设起来。
张凤清说，厦门创办保税区，其实已是落后于他人。早在1987年12月深圳就创办了全国最早的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1991年5月28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海南等省市当时都在争相申办保税区。而在厦门，搞不搞保税区，还有反对的声音。有人认为，既然厦门整个岛131平方公里都想搞成自由港，保税区从经济自由度来说还不如自由港，干吗还要圈那么一点地方把自己捆死？而支持办保税区的人则认为，既然厦门全面搞自由港有难度，不如先把保税区当作社会主义自由港的一片试验区，促进厦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1985年国务院下发的“85号文件”，这时成了厦门向国务院特区办申办保税区的主要依据之一。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厦门成立象屿保税区，并从1993年开展保税仓储、转口贸易、出口加工等业务。
1988年就酝酿建设的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终于在1994年2月从图纸变成现实。按照规划设计，高崎联检站是特区管理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管理任务最重的地方。它是当时厦门进出岛的唯一陆上通道检查口。功能包括对公路进出厦门岛的货物、人员、车辆进行检查管理，同时负责对从铁路进出北站、西场的货物及对从附近4个小码头进出岛的船舶、货物、人员进行检查管理。
联检站占地87000多平方米，一期工程包括5400平方米的网架联检大楼、东侧8900平方米的出岛海关报关综合楼、西侧700多平方米的进岛海关报关楼、216米长45米宽的出岛客货车检查通道路桥以及2万平方米停车场，700多米挡墙等各种附属配套设施。设计形成出岛客货车上下两层分流，进出岛客货车东西两侧分流的运行过程。检查口设出岛地下货车通道10条，出岛地面客车通道8条，进岛客货车通道8条，设计日检查通过车辆能力为4万辆，与厦门大桥的最大通过能力相一致。
一位当时参与筹建该项目的厦门官员透露，搞特区管理线因为成本太高，管理不易，讨论了很多年，一直没批下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后，厦门就想趁这一“东风”，先把高崎联检站抢建出来，待高层应允后，再逐步完善，实现厦门岛封关运转。
为了赶在“纪念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十周年”这一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举行落成典礼，高崎联检站的工期非常紧张，仅有4个月时间。据《厦门日报》1994年3月15日头版报道：总包单位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高崎联检站项目副总工程师、55岁的鄢启承在落成典礼前两天，因主动脉心脏血管瘤发作去世。
厦门“封港”传言的破灭
90年代上半期，民间到处流传着“封港”的传言。然而高崎联检站在诞生后，就一直孤零零闲置在厦门大桥的一端。对于未启用的原因，有关方面并没有给过具体的解释
90年代上半期，“自由港”一词在厦门炙手可热。官方、学界关于自由港的大讨论不时长篇累牍见诸报端，民间到处流传着“封港”的传言。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的出现，更让厦门人确信“封港”绝非空穴来风。厦门大学教授彭兆荣曾撰文描述道，那段时间，“许多人因此加快了调入厦门的步骤，托亲拜友的、走后门的、送礼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不想早些进入厦门，谁知道‘封港’以后还能不能进入？民间传言还更有甚者，说是共产党打算在厦门建设一个比香港还要开放的自由港。”
1994年，秦惠中被请进厦门大学，专门做了一次关于自由港的答疑。这位独立于厦门官方体制之外的海关关长对于当时厦门提出要建“社会主义香港”、“社会主义自由港”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不应当把在香港看到的一切现象都当作是自由港的内涵和特征。自由港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再者，也不要觉得不叫“自由港”就似乎不够开放，就不过瘾。如果单从讨论自由港的角度看，经济特区也是一种有限的自由港，自由港也是一种经济特区，两者没有性质上的差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厦门特区可以叫做自由港，也可以叫经济特区。特区政策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港的性质。
面对人们热烈关心的厦门何时“封港”的问题，秦惠中却“泼了一盆冷水”：厦门特区过去十多年没有管理线，也运转过来了，而且厦门在成为开放“窗口”的同时，没有成为内地走私的“跳板”。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就没有必要马上启用管理线。
秦惠中进一步指出，要启用特区管理线、实行封关运转，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包括直接“三通”的实现，取决于厦门及其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总量增加，与厦门连接的交通建设的进步、腹地扩大及腹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厦门港口建设及其航运能力的增强。具备这些条件后，才有必要提高厦门特区经济政策及其管理的自由度。显然，90年代的厦门在这些方面并不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4年有一场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经济学家胡鞍钢1994年初提出建议，为了保证新税制的实施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特区不能再“特”了。而国务院特区办的刘福垣在当年10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则针锋相对，提出了让“特区更特”的主张，建议经济特区建立自由港，给予它们某些与内地不同的特区进出口与外汇留成的管理政策。刘福垣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国相当多地区都在做自由港之梦。我们认为，设立自由港与全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复关’并不矛盾。问题是，中国究竟在哪里建自由港合适，要建几个自由港，建立自由港是中央政府行为，应有中央政府根据发展国际经贸关系的特殊需要，选若干地区兴建自由港。这完全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战略需要。自由港的选择不是地方政府行为。”
建“社会主义自由港”最终成了厦门的一厢情愿，“封港”传言成空。厦门特区管理线高崎联检站在诞生后，就一直孤零零闲置在厦门大桥的一端。对于未启用的原因，有关方面并没有给过具体的解释。从90年代中期后，关于“自由港”的话题在厦门一下子冷却。
到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爆发，包括秦惠中的继任者、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等一批高官落马，偶尔还会有人想起那条讨论了十几年、但最终流产的厦门特区管理线。假如厦门设置了这条“线”，是否能杜绝走私的发生？
“这条线管不住腐败。”秦惠中说。
第三次“自由港”浪潮
2005年12月21日，厦门象屿保税物流园区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封关运行。当地媒体称之“邓小平提出的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21年后，这一刻终于到来！”
2003年，中国的保税区酝酿转型改革，“自由港”由此再掀热潮，厦门也不遗余力参与其中。此时，厦门再也没有提出要设置特区管理线，而实行了20多年的深圳特区管理线也遭到强烈的质疑。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指出，现时进口特区的物品不存在免关税问题，特区内外政策基本一致。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借鉴国外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惯例和成功经验在沿海临港地区相继设立了15个保税区，由于设立之初的历史局限性，保税区自由贸易的功能并不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通关不畅、优势削弱已成为保税区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作为区域经济龙头的中国港口城市开始了新一轮改革：保税区与港口联动，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向自由港过渡。2004年4月，我国第一个“区港联动”试点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启动。2004年8月16日，国务院在上海试点的基础上同意进一步扩大保税区与区港联动试点范围，同意青岛、宁波、大连、张家港、厦门象屿、深圳盐田港、天津港保税区与其临近港区开展联动试点。
2005年12月21日，厦门象屿保税物流园区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封关运行。当地媒体称之“邓小平提出的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21年后，这一刻终于到来！”
今年，厦门在自由港政策方面又有大动作。6月，厦门海沧保税港区成为全国第7个获批的保税港区，9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一期工程计划在明年1月1日封关运作。据厦门当地媒体报道，海沧保税港区覆盖了厦门目前所有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开放度最高，政策最优惠，“离国际上著名的自由港就差一步了”。而实际上，从上海到大连，厦门考察团的成员们都注意到，它们的保税港区英文就是“FREETRADEPORT（自由港）”。
较早关注和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发展问题的国内学者、集美大学教授李友华说，关于自由港建设，是中央最早赋予厦门的特殊政策之一，遗憾的是20多年来，厦门错过了几次机遇。而这一次，厦门显得比较务实了。
厦门应该打出自由港的旗号……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将近十年，我们再也不应当辜负小平同志的期望了。
———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1993年6月（1984年他向小平提出了自由港建议）
采写：本报记者 许黎娜
摄影：刘千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