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等3人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作为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希望他获奖可以激励中国的年轻人，“当然，我希望各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受到激励，但我知道，中国人对此会尤其感到骄傲”。

　　可喜可贺，又有一位“中国人”拿了“半个诺贝尔奖”。在此之所以给“中国人”三个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在政治意义上说获奖者并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而是正宗“外国人”。至于“半个”二字则同样是因为获奖者虽有华人“血统”，但其成就却多是在异国他乡做出的。

　　当然，也是因为上述等原因，许多中国人读到类似诺奖新闻时，总难免五味杂陈。一方面，身为华人，为华裔科学家取得世界性成就而倍感骄傲，乃是人之常情；但另一方面，人们还会循着“人之常理”追问下去———为何这些成就偏偏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做出的？为何中国本土科学家们总是与诺奖无缘？

　　身处转型期的中国，我们时常会看到类似深沉的忧虑。应该说，如果仅从智商来看，中国人并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透过先秦思想巨子的创造，还是宋代社会的发展、发明创造的繁多都可略知一二。

　　显而易见，时人寄望本土科学家抱个诺奖（而不是上面说的“半个”）归，实则是希望本民族的伟大创造力能够冲破历史厚重的灰尘以重见天日。换言之，“诺奖情结”的背后是如何重新焕发中国人的创造力的情结。在此意义上，与其忧心忡忡地讨论中国人为何拿不了一个诺奖，不如回到事情的本源，讨论如何为中国人重拾创造条件。如果中国人不但能在外国取得卓越成就，而且能在本土取得相似的成就，那种自豪才算得上是货真价实。

　　诺奖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类发明创造的嘉许及对其它共有价值的弘扬。与此同时，应该承认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并非各种奖励（包括诺奖）可以衡量。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奖励其实也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是故，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对奖励将信将疑、爱恨有加。西哲所谓“荣誉使人败坏”即是说有人会为追求某种荣誉而不择手段；我常说“奖励败坏人生”，同样是因为人们会为了获得各种来自外界的奖赏而不能自拔，嗜奖如命而忘了真正的奖赏来自内心。君不见，许多人因为被纳入到某种非科学的评价体系中，连自己的独立人格与创造精神都弄丢了，奖励也因此成了他们人生的一种枷锁与逆境。

　　谈到中国人在外国取得的成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几年前，程抱一先生曾与我谈到他当选法兰西院士后的一段心路历程。“走在大街上，一些法国人会突然把车停下来，向我问好，说我们很高兴，我们因你而骄傲。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因我而骄傲的两层意思。一是为自己的国家接纳了远来的人；二是为自己的文化能吸收他人带来的另一种文化的精华。我想，一个人和一种文化的伟大，是以它的开放性来衡量的……生命提升与超越，只能通过不断地交流才能产生，若是自己在房子里照镜子，永远也不能超越。”

　　程抱一先生的谦和与辛勤一生的事迹，总是让我无比感动。显然，对于一个有才情、有创造力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可供其自由创造的环境，而不在于拥有怎样的国籍。如果他所从事的是人类共同信奉的事业，必然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反哺自己的祖国。从这方面说，如果中国社会足够开放与包容，不仅能够让本国人才尽情创造，而且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才一起来创造，中国才真不负“大国”的称号。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本土科学家与思想者的创造力还没有得到解放，遑论外裔？这的确是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一个人有无创造的前提条件总还是一样的，即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是外国移民及其后裔，能否做出甚至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成就，必定首先决定于他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鼓励且保护创造的国家，还是一个“学府变官府”、“官大学问大”的国家。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