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演进至今，教训深刻，已有共识。监管当局不恰当地放松管制，特别是放松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信贷过度扩张，引发了房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如今，形势危急，政府当然有责任维护金融市场运行。从迄今事态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助是有选择的：从对象而言，选择救助有外部性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而对影响面较小的独立投资银行相对放手；从时机而言，大规模的救助选择在被救助机构股价已经“跳水”之后实施，投资者承担了相应的损失，政府承担的市场风险得以适当降低。以广义论，此番救助亦可称为“救市”，但并非旨在抬高股指的托市之举。而救援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事实上，此次救助最大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原则受到重创，有如“国本”动摇。政府干预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道德风险。政府兜底的做法将鼓励更多的冒险行为，金融市场的风险不但没有释放，反而有可能积聚到政府手中。这次危机祸起华尔街（WallStreet），有可能殃及代表普罗大众的主街（MainStreet），而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和保护经济的基本面，很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街”（StateStreet）。推而言之，如果美国政府在救助金融机构的同时获得对被救助机构的控制权，“国家街”将有可能接管华尔街，美国政府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控股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巨额救助仍然不能稳定金融市场，美国政府进一步救助的能力将非常有限。按照目前的救助规模，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有效阻止资产价格的下跌，纳税人的钱就可能付诸东流，美国财政赤字有可能接近其GDP的10%，美国可能步日本之后尘，踏入漫长的景气调整期。

　　目前，全面评判美国政府此番市场救助的效果和影响为时尚早。如果将救助仅限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政府能够适时退身，并坚决回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则此次救助的不良影响尚是可控的；如果非常救助措施长期化，则这次危机将成为美国经济大转折的开始。当然，从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来看，后者仍只是“极小概率事件”。

　　对中国而言，美国救助行动的含义十分明显。救助本身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一个政府基于管理经济事务的责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倘将此次美国在非常时期的救助举措误释为常规之举，动摇自由市场信念，则可能拖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

　　此外，无论美国此次“救市”行动的后果如何，全球经济变冷趋势已成，中国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当前，借压力顺潮流，中国更需要的是大幅推进改革，全方位启动内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于中国经济之长远，于中国资本市场之本，这才是着力的重心所在。

　　时近深秋，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来临。30年来的改革路程也曾蜿蜒曲折，但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取向却越来越清晰。当前的危机是对国人思维的再次洗礼。能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是不是继续明辨政府与市场边界，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作者胡舒立，原刊于2008年第21期《财经》，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