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在很多时候是不如另外几个大国的，广义地说，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和代表权的含金量，并不像国内一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或普通百姓以为的那样，实际上，中国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以迅速增长和超大规模的经济力取胜。

　　除开经济利害关系和战略考虑之外，我们确实在国际事务中缺乏高度的参与热情，已有的一些贡献和义务或多或少与中国的经济驱动因素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者是与“特殊内政”的外溢（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在海外引起的麻烦）相关。例如，中国外交部门最近几年设立的特使和专门办公室，如非洲事务及达尔富尔特使、中东问题特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方办公机构，都直接间接与我们的石油和安全战略有关；中国倡导建立或作为重要成员的一些区域性合作形态，如“上海合作组织”、“湄公河流域多国开发合作”等，直接惠泽于中国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官在许多场合把“招商引资”、“推销中国货”，作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外交外事部门，也常常把大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研判、处理中国公民及财产日益增多的海外风险和事故；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和其他国际场合投下否决票的时候，远远少于赞成票和弃权，而为数不多的否决权使用通常与中国的战略和经贸利益有关（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

　　全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命，它比起过去那种一味对外“输出革命”、不管本国民众需要的做法和想法好得多。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30年，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自然还不太熟悉刚刚进入的国际环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驾驭外部形势，不太明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含义和战略后果。譬如说，亚马孙森林流域一些物种濒临灭绝的前景，非洲内陆小国卢旺达十多年前发生的种族间大仇杀，某些跨国界跨区域难民的生活状态，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些太遥远、与己关系不大的事态。

　　然而，上述局面可能会逐步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世界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有更多的压力或期待，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公民和地球村一员的意识也在增强。我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道理：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状态不可分离。

　　中国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为此，必须做出符合全球1/5人口份额的贡献。假如说，我们现在的国际援助能够达到整个GDP的千分之一左右，那就是每年三四十亿美元的数额，一个可以比现在做更多的事情的数额；虽然它离一些发达国家承诺的捐献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北欧一些国家目前把它们自己国家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但中国集中财力办大事、办急事的优势，可以对国际关系中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缓解做出重要的推动。关键一点是，假如这些援助不断增长，并不直接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或安全需求挂钩，而是完全取决于国际组织的请求和国际危机的程度，由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加以支配和调度，而且中国公众乐意见到这种情况的发展和延续，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到达了一个新的台阶，真正是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和民族强者。

　　这里最重要的，在于公众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光依靠政府的动员和调度。如果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也体现出在四川大地震时出现的公民觉悟和自发创举，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和当今世界各种重大矛盾的处理做出贡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个迟早将到来的现象，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创造新时期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作者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原刊于《环球时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