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现在农村还有7亿人口,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农村转移出2亿人口。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我们还要从农村转移2亿人口。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还远远没有到来,仍然还可以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现在有7个亿的劳动人口,但全国只有2亿的工作岗位。所以产业升级的同时不应该丢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还要,升级也要。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低端产品的老板不懂得管理高端人才,管15万的产业工人,可能很简单,但是面对150个高薪的科研人员时,他就可能不懂得如何管理。不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自动转型为高科技创新企业。这是我们企业转型时遇到的误区,如东莞提出来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过程中,工厂主不愿意搬走,新的工业园区没有产业聚集,因为一个机电产品,涉及的上下级企业可能是数百家、上千家。当一个企业搬到另外一个工业园区时,买螺丝、插座、涂料、配套马达这些小配件时,又要跑到东莞、深圳产业集聚比较完善的地区去买,所以产业升级不很方便。再谈“腾笼换鸟”,鸟换掉了,高劳动密集型企业赶走了,但是笼子腾不出来。广东改革率先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个地区胆大的农民早就把农田盖成厂房,这些厂房既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也没有申请国土规划局的许可,更没有用地指标,产权严重不清晰。金融机构无法给他们贷款,就是因为产权不明晰,所以鸟换掉了,但是笼子腾不出来。这是东莞发展最大的瓶颈。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阻碍了中国产业向上升级的可能性。我们1.9万亿外汇储备拿来干什么,到国外买先进技术和办产业园区,然后在国内招商。那么,只有自愿升级的企业才能够承受这个成本。按说,这1.9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应该是留给企业的,因为这是企业创造的外汇。政府认为我们的企业素质不够,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政府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有无以伦比的判断力。金融危机一爆发,美元一贬值,让国家掌握的外汇储备输得那么惨烈。而这些本应该花出去的预算一旦缩减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没有了财政保障。

　　在前阶段宏观经济走强的刺激下,国内投资房地产的企业变多。但是房地产很可能会持续两年不景气,两年内持续没人积极参与土地的招拍挂,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很可能会在技术上破产。投资不行,进出口也不行,那么只有靠消费了。中国试图通过劳动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看来这种方式也是行不通的。

　　发展农村经济,才能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叫做筑底式的经济。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其影响中国未来,不少于30年。在中国工业化的“圈地运动”与城市的扩张中,工厂和开发商对农民利益的影响是世界之最、历史之最。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对农民的补偿应该是三代人、60年的生活费用。中国最近10年平均对征收土地的农民补偿是两万元钱,仅够农民一家一年的生活费用。按李嘉图的理论,我们还欠缺59年。

　　农村土地流转所迸发出来的力量,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党中央直接给农民钱了。虽然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但是土地使用权可能跟房地产的所有权一样是70年。获取流转权后,农民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和经营。

　　刺激农民消费、启动农村经济会放大我们的金融行业。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学习美国搞“次级债”,向农民这类人群放贷,但这与美国比又有所不同,我们是有土地作为良好的资产抵押的。农地流转等于把农村7亿人口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刺激起来,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用劳动法拉动产业工人消费的尝试已经失败,毕竟受制于国际需求的工业产业体系不可能配合此项政策。惟独农村土地的产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属于中央政府可以自由调节的部分。

　　可以预期,农地流转改革是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深刻的触动,意义非常。

　　(作者冯科系北京大学经济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哈尔滨地方经济发展国际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