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需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点放到“保增长”上。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使宏观政策调整与重大改革有机结合。

　　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个总量的问题，更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例如，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成为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不能进一步改善，财政货币政策的松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多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国家、企业、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国有垄断行业与竞争性领域之间的不公平收入等，都需要注重宏观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需要标本兼治的结构性改革。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财政支出政策调整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

　　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坚持“政策救市”与“制度救市”兼顾，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有所突破。货币政策的松动还要与银行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落后地区，由此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

　　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

　　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顺序安排，以适应改革发展环境的变化。从短期看，抓住国际资源价格下调、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的时机，着力推进资源要素、粮食价格改革，并使其与国际基本接轨，这对扩大资源环境和农业投资有重大作用。与资源价格改革同步，需要推进铁路、石油等垄断行业改革，这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这些领域的投资效率。从中期看，需要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以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从长期看，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本文系“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