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派出所所长老布拉罗，在其当民警的10年时间里，亲手抓获了包括其亲兄弟、堂兄弟在内的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其中有25人被判处刑罚或劳动教养，其余的也都依法追究了法律责任。（《成都商报》11月10日）

　　我们无从获知如此“先进事迹”材料的收集整理者与宣传报道者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更无法对“公安干警的亲属怎么如此多的违法犯罪”进行合理释疑。但起码在笔者看来，这种被称作“铁面无私”的东西却是那么扎眼，那么无情。而在一个奉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几近偏执、不近人情的“大义灭亲”原本可以避免，甚至是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

　　首先，这种看似“铁面无私”的办案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而在这份“大义灭亲”的事迹材料中，那些被作为典型事例予以列举的亲手将亲兄弟、堂兄弟绳之以法的案例，几乎都属于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法定范畴。司法语境中的“应当”，属于“必须”的强制范畴，执法人员不得违反，更不能置若罔闻。

　　其次，回避制度的规定与严格执行，不仅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让执法者好做人”的一种制度关爱。那些被“铁面无私”的派出所所长亲手抓捕的亲人，除了如报道中所说的被严格依法办事之外，很明显还有两种被“特殊对待”的可能（而且是很大的可能）：或者被“重罪轻处理”，或者为了凸显执法者的“铁面无私”而刻意从重处罚，而这两种可能性很大的处理方式都是严重违反法治与人权原则的。无论是“重罪轻处理”而侵害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从重处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都是一种不公正，而且是一种有损法治秩序与制度根基的不公正。

　　至于执法者自己，恐怕也是吃尽了这种违反回避规定的苦头：自派出所所长2000年亲手抓捕其亲兄弟、堂兄弟之后，整整八年时间，无法得到亲人的谅解无法参与家族的年度聚会。虽然现在经过时间的磨砺，整个家族的感情在桌面上貌似得到了复原，但这种历时八年的亲情反目原本是不应该出现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不仅能让执法者“好做人”，更能减少许多法律运行中不必要的亲情成本。

　　□萧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