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经康复的王民庆将徒步7小时翻山越岭,再坐1小时渡船,回到4座山头之外的北川禹里乡家中。这是一次迟到的回家,一个多月前,精神卫生科医生已诊断他“临床病愈”,但地震令他与家人失去联系,他不得不继续生活在精神病患者人群里。经本报记者努力,昨天早上,他的家人赶到精神病院,他像孩子一样哭着说:“我想回家。”
5个多月的禁锢生活在背后关上了。而北川病友杨守财还将在铁门内继续等待,他同样早已康复多日,因为同样的原因,还将继续同样的煎熬:等待回家。
绵阳市三医院有四川最大的精神卫生科。根据绵阳三医院的统计,5月13日至10月15日,该院新收治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的患者达3578名。震后,抑郁症、神经症、自杀、心理危机等问题显著增多,发病人群以青少年、灾区民众、灾区干部居多。
震后发病
32岁的王民庆被认为是“急性应激障碍”;44岁的杨守财,病因是“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王民庆是6月2号被送进绵阳市三医院的,这是一所综合性医院,里面有四川最大的精神卫生科,收治了地震带来的众多精神病人。32岁的王民庆此前并无精神病史,地震时,他刚在绵阳市郊的一家大棚蔬菜园种菜兼守园半个月,月薪是650元。
地震后,他随外逃人流来到九洲体育馆,得知父亲在家乡没有出来,但姑姑家有4口人丧生,他留在体育馆做了一名志愿者,帮人问路、领物品。其间,他两次想翻山回到禹里,但公路不通,狭窄的山路只让出不让进,他只能站在任家坪的山坡上,远眺前方成为大废墟的北川县城,那里有他的女朋友,却没能从房子里跑出来。
6月1日,王民庆出现烦躁,后来的医生说他“反复不由自主地回想地震灾难,感到痛苦”,与体育馆工作人员和执勤军警发生冲突,被认为是“急性应激障碍”送往三医院。但在病房里他一直否认自己有病,央求医生让他出去寻找亲人,并流下眼泪。常因小事与他人争执,坐立不安,有时喃喃自语。
7月5日,王民庆身边多了一名伙伴———北川漩坪乡44岁农民杨守财,他的病因是“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他喝了17年的酒,每天必饮1斤,不需佐菜,3年前,曾在停酒3天后,听到有人议论他,又看到一条小蛇在身旁爬行,怀疑有人害他,出现幻听幻视被害妄想,恢复喝酒后好转。地震中,家里房屋倒塌,唐家山堰塞湖水位上涨,逼近村庄。5月22日,他和父母翻山6小时,只带着几件衣物转移到山外,安置在安县永安镇的帐篷里。
由于酗酒,杨守财逐渐性情古怪,妻子因此与他离婚。地震后,杨守财更是心灰意冷,常独自饮酒,并出现骂人、打人症状,父母无法忍受,让他单独住一个帐篷。进入7月,他身上的钱花光了,无钱买酒,3年前的病症开始复发,乱跑、打人,砸东西,家人只好把他送往三医院。
三医院精神卫生大科主任文红教授说,震后灾区精神病患者急遽增多,经治疗后大多数人1个月后即可出院。10月底,本报记者在医院探望王民庆和杨守财时,他们已康复1个多月,说话与常人无异,但由于联系不到家人,他们只能在思家的煎熬中度日。
有家难回
王民庆和杨守财病愈却滞留的原因,基本都是灾后家境困窘,家人不愿接他们回家
从北川县城溯湔江而上8公里是漩坪乡,杨守财的家乡就在这里的高山上;沿江再上溯15公里是禹里乡,一条乡村公路通往王民庆的家。地震使山体崩塌,两山相连,堵住奔腾的湔江,形成著名的唐家山堰塞湖,它使这两人的家乡与外隔绝,唯有小径相通。
王民庆小时候,母亲疑有精神病离家,至今未归,哥哥在十多年前因病死亡,62岁的父亲是家里唯一亲人,“他是个老实人,只会种庄稼,从没出过远门,”王民庆说。父子俩关系并不好,王民庆喜欢在外游荡,一年才回家几次,有村民说,他有些游手好闲,不安心打工,总是打了几十天的工就走人,虽没有违法乱纪的恶习,但有时会把父亲辛苦打来的粮食偷偷卖掉,换得零用钱花销。
禹里乡的灾难没有外界想像中严重,虽然堰塞湖浸没众多村镇,但人员伤亡远没县城惨烈。王民庆的三间瓦房没有完全损坏,墙体倒塌部分,屋瓦掉落,但房架犹在。由于交通不畅,这里的建筑材料贵于外界数倍,但重建任务相比一些重灾区要轻。村支书张国斌说,村里51户重建户,有40户能在年底前搬进新房。
王民庆家不属于重建户,由于家里只有他父亲一人,生活困难,村里组织人员帮他家砌墙、盖瓦,也能阻挡风雨、坚固无催。政府还按照家里2人标准,发放了3个月的补助共1800元和200多斤粮食,张国斌说,如果王民庆回家,饭还是能吃饱的。
被送往三医院时,王民庆把记有村干部电话的小本子掉了,所以在康复后,他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后来,医院帮他与北川县民政局联系,请求尽早接人回家(医院规定,没有家人来接,病人虽痊愈,不能出院)。张国斌证实说,1个多月前,他接到民政局转来的消息,告诉了王民庆的亲属,但亲属后来回话说,王民庆已经出院了。据此,张国斌认为,这名亲属可能向他撒了谎,他们可能打听到去医院接人需要交纳费用,而家里贫困无法支付,干脆不去理会,而且,王民庆父亲对儿子一直有些“恨”意。
这是灾区困窘现状的一个缩影,也是地震造成人性、亲情分化的例证。
与王民庆的情况有些类似,杨守财也是盼望回家而不得,其实家里早已知道他的痊愈消息,却一直没有去接。
现在,杨的父母,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在政府统一布置下,已从永安的帐篷里迁到安昌镇的一个板房居住小区,这里的600多住户都是同村村民。杨守财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浙江一家橡胶厂打工,小女儿在读高一,虽然妻子已离他而去,但村里还是按他家6人标准安排了2间板房,其中1间是专门空给他住的。他父母虽已年迈,但牵挂家里的猪没人喂养,家里的地也需要翻种,每隔一段时间还要翻山7小时回到家中。堰塞湖水位最高时,离他家只有1丈之遥。村里少见人影,只有少数人在相对平安的高处搭棚子居住,他们都是舍不得走的人。
昨天,这个村的村支书刘明在电话里说,杨守财父母不去接儿子的原因可能是担心他出来后继续酗酒、打人,而且,他母亲因病住院了,他父亲一直在照料,他还需要再和老人“摆谈摆谈”。
杨守财经过治疗后,完全看不出曾经是个离不开酒精的人,他思维清晰,眼睛有神,他说:“我再也不会喝酒了,那东西害人。”由于他的表现,他现在负责为病人送饭和打扫卫生,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病房。
每天上午和下午,病人不分男女,可以在楼下的院子里一起自由活动3小时,这成了王民庆和杨守财最快乐的时光,“在病房里只能和病人呆在一起,看看电视,很闷,”他们说。
精神病人其实不是外界想像中都那么麻木和毫无交流,他们一起打牌,聊天,开玩笑。杨守财很自得地说,他和大家处得很好,每来一个新病人,他都能“搞得拢”,“大家很团结”。他虽身无分文,但因了他的人缘,每天都能从病友那里借得到半包烟,1.5元一包的那种。
王民庆也说,他在病房有5个朋友,还有个女性朋友,不过两个月前出院了,她给了他40元钱用来买烟和水果,他想出院后第一件事是回家,第二件事是看望那个女性朋友。
像王民庆、杨守财这样病愈却仍滞留的病人,在三医院还有几个,原因都是地震造成家境困难,家人不愿接他们回家。主治医师林伟说,这样会挤占本就紧张的病床,还可能让病愈者病情复发。
如何面对
农妇戴英: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未遂后,第三次被送往精神病院
从北川县城顺江下行16公里,是邻近江油市的通口镇。9月11日,在丈夫陪伴下,戴英从绵阳市三医院出了院,回到了通口镇家中。可是,故园的毁坏,贫困的家境,让她再次崩溃,自杀未遂后,第三次被送往精神病院。她的故事,让人们对王民庆的命运产生担忧,他能面对那个已回不到从前的家吗?
地震来临时,戴英在家背面的陡坡上挖地瓜,山石纷纷滚落,她抱起身边的3岁女娃往家跑,可是家里已经倒塌,只好在旁边搭了个棚子。丈夫在遥远的康定挖矿,赶到家里时,发现了妻子的不正常:白天精神恍惚,晚上睡不着,一听到直升机从空中隆隆飞过,就起床翻弄衣物,说“飞机一来,就赶紧逃”。
5月17日,她在九洲体育馆见到了逃难至此的娘家人,抱着母亲痛哭不止,谁也拉不开。最后,她被送往三医院,医生把她身上的手镯、耳环取下时,她以为是遭到抢劫,愈发恐惧。
医生认为,她和王民庆都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指由地震、战争等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最长可持续十年以上。
戴英住了20天院,她回忆说,她仍感觉床在抖,身子也在抖,她怀疑用药副作用太大,模糊了她的视线,嘴唇发干,恶心,但医生认为是她的焦虑心理使然。虽然国家对这段时期地震带来的治疗实行免费,但戴英还是坚持出院,她觉得应该回到家里,而不是与精神病人呆在一起。
丈夫在外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这次,他难得陪妻子一起。妻子在家休息,偶尔做做饭,他上山砍些树,架在没倒塌的房架上,蒙上山东援建单位发的彩条布,当做厨房用。家里还有81岁的父亲,也不时帮忙扫地和下地锄草。灾后生活在一点点积攒希望。
但戴英的病情不见好转。7月21日,她第二次入院,50天住院花去7000多元,病情得到控制。回到家里,板房已经建好,一家4口挤住在一间板房,但政府送来了锅灶、粮食和棉被。戴英有意识尽可能多做些家务活,“这样,心里就不会想些别的。”丈夫有时为电力公司挖沟,架设被地震损坏的电塔,以赚取一些工钱———这是许多灾区农民唯一的赚钱之道。但雨季很快来临,打工时有时无。
9月24日,一场异乎寻常的暴雨袭击北川,一些村庄和板房再遭涂炭。在戴英所在的村庄,板房的淤泥厚达半尺,戴英与村民一起诅咒着天气,心底曾经的希望像风中的烛火明明灭灭。10月26日,女娃连续一周高烧入院,丈夫去医院相陪。晚上8点,戴英“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把以前在各家医院看病开的抗焦虑用药全部吞进肚子。丈夫手机没电,打不通,父亲只能给她服用浓茶,催吐洗胃。
戴英的病情在加重,可是家里没有钱再送她去医院。一家人陷入绝望之中。11月1日,绵阳三医院医生回访病人时,发现这一状况,决定给她免费治疗。这次,戴英的病房是没有铁门、铁窗的心身疾病科,许多人因地震而出现抑郁、焦虑、强迫症,也在这里住院。
根据绵阳三医院的统计,5月13日至10月15日,该院新收治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的患者达3578名。震后,抑郁症、神经症、自杀、心理危机等问题显著增多,发病人群以青少年、灾区民众、灾区干部居多。其中地震重灾区北川、安县、平武、江油增加明显。
灾后第一个冬天正在来临。戴英靠在床头恹恹欲睡,丈夫盼望能在家附近找到打工的活干,让妻子尽快安下心来。王民庆终于出院了,他从没像今天这样渴望回家,哪怕家乡和亲情都一样的脆弱。杨守财说:“我知道父母不喜欢我,但他们年纪那么大了,只有我一个儿子,我需要出去照顾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注:文中王民庆、杨守财、戴英均为化名)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袁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