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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在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体制不够开放的作用下，“建筑”及其应具有的社会意义愈来愈淡薄。现在的建筑不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

　　地价不合理的攀升导致房价的高升，同时也扭曲了环境价值。城市文化因为空间的单一而逐渐单一，城市文化因此不再多元多样。

　　现在的建筑再也无须依赖创作产生，而是变成一种不断复制看起来有差异、还能出人意表的行为。建筑的“贫困”越来越严重，因为建筑已变得既不是人做的，也不是为人做的。

　　———吴光庭

　　将于11月15日截止报名的中国建筑传媒奖，不只在内地引起广泛影响，在香港、台湾也已经引起了关注。中国建筑传媒奖台湾提名人，淡江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评论家吴光庭表示，2008年或许是中国建筑发展的分水岭。他认为，“走向公民建筑”，应是指建筑师通过反省思考，在建筑环境议题上有所行动，而非寻求新的建筑形式。

　　建筑的“贫困”越来越严重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待现在海峡两岸的建筑发展？

　　吴光庭：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是，现在社会越来越关心建筑，媒体也越来越关心建筑。建筑成为美术观展览的贵客，建筑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现在甚至也有了专属于建筑的展览。一些建筑师成了偶像、明星，台湾甚至还出现了建筑师演讲吸引了2万人参加的记录。

　　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建筑成为社会制造欲望的工具时，在建筑师还未开始从事任何跟建筑相关的举措之前，就已有无数的建筑陈摆在眼前了。现在的建筑再也无须依赖创作产生，而是变成一种不断复制看起来有差异、还能出人意表的行为。建筑的“贫困”越来越严重，因为建筑已变得既不是人做的，也不是为人做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现象？

　　吴光庭：从二战结束后的亚洲来看，“经济发展”是超越政治、文化及社会差异的，这一点在海峡两岸表现得非常典型。建筑在这些地区都面临几乎相同的宿命，在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体制不够开放的作用下，“建筑”及其应具有的社会意义愈来愈淡薄。现在的建筑不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

　　这一点在因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房地产交易上表现最为突出。地价不合理的攀升导致房价的高升，同时也扭曲了环境价值。城市文化因为空间的单一而逐渐单一，城市文化因此不再多元多样。

　　南方都市报：在台湾也是这样吗？

　　吴光庭：是的。台湾有很多案例。台北的“信义计划区”（台北101大楼所在的地区）即是一个典型。台北的建筑及城市空间的背后，是焦虑及不安，是缺乏社会及公共认同。

　　分水岭是在1988年台湾解除“戒严法”之后。在此之前，台湾关于空间形式的“社会及公共认同”是被当局定义的，空间形式即单一又绝对，政府的公共建筑如此，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亦复如此。

　　解除“戒严法”台建筑才有了新想象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说1988年是台湾建筑发展的分水岭，此后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吴光庭：1988年台湾解除“戒严法”之后，台湾的社会力量获得解放，地区性的社会需求逐渐受当局的重视，不再将地区性的草根力量与空间想象视为危逆，政策的开放也鼓舞了这股力量。1996年，台湾文化建设的政策顺应了这股力量，开始具体推动“社区总体营造”（简称社造）政策，台湾的建筑发展因此有了新的想象及作为。

　　最明显的例子是，出现了应地区性需求而产生的公共建筑及城市空间，如宜兰县政中心（象集团，2004年），礁溪乡公所（黄声远，2005年）及宜兰火车站前丢丢铜广场（黄声远，2008年），宜兰三星乡展演广场（黄声远，1999年）。

　　台湾建筑师公民意识觉醒比大陆快

　　南方都市报：虽然台湾建筑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建筑公民意识的觉醒及建筑的社会意义的探索上，台湾的反应比大陆快很多。

　　吴光庭：近些年，台湾出现了建筑师直接为草根阶层服务的“社区建筑运动”，还有很多建筑师还在建筑重塑地方公共空间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

　　在“社区建筑运动”中，很多建筑师直接为草根阶层服务。如谢英俊在“9·21”震灾后投入为解决弱势族群居住权上所做的努力，黄声远及黄瑞茂在其人生有限的黄金岁月中，选择了以建筑专业可为投入的单一地区，做长时间的“蹲点”投入，从而具体改变了如宜兰及淡水部分重要地区的环境。

　　台湾建筑师还在重塑地方公共空间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如“9·21地震教育园区”（丘文杰+庄学能，2007年），将当地的震灾实景保留，透过建筑设计再现成具情境教育叙事的空间特色，使得参观者在情境空间中感受环境教育的真实感。

　　这些实例都说明了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态度上的超越，这才是形成实质环境品质提升及改善的关键所在。

　　南方都市报：据我的观察，在很多关于台湾建筑的展览中，我们很少看到宏伟的地标性建筑。

　　吴光庭：这问题牵涉到对建筑师专业工作性质及对建筑的认知。在“9·21”震灾之后，对许多曾直接参与灾后重建的建筑师及相关专业工作者而言，重塑公共空间，并以此对“何谓公共”提出质问与反思，是专业上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认知，可以在为完成建筑设计所需的专业表现上有更完整的态度，尤其当建筑设计的议题上有社会价值或公共使用倾向之时，重塑公共空间所能彰显的社会人文关怀将比一般传统的建筑在观念上更广泛。

　　今年或是中国建筑的分水岭

　　南方都市报：“社区建筑运动”肯定不是建筑师或其他一方的力量可以形成的，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场运动中，是不是政治气候、民众意识、和建筑师职业意识的转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吴光庭：是的。台湾自1988年以来，社会中产阶层在环境议题上开始“自觉”，这与学院中长期形成的“本土关怀”相结合，这才形成草根社区运动。草根社区运动的主张，在台湾向来是被各政党重视的问题，大家必须在执政的过程中努力实践其承诺。因此，当局、民众及建筑师在面对“建筑”的公共议题时必须维持彼此角色上“共同参与”。“开放协商”是重要的，更关键的重点在于必须要让政治来服务社区与建筑。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台湾“9·21震灾重建”，是台湾建筑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吴光庭：台湾的青壮代建筑师经过这事件之后，开始有比过去更为清晰的社会意识。但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此之前的“社区建筑运动”，是台湾在草根社区建筑实践的重要启蒙。

　　“社区建筑运动”无形也无意之中为“9·21震灾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这项经验是成功的，这只是告诉我们有意的社区关怀将会形成无形的社会价值。

　　南方都市报：今年中国出现了5·12大地震，这也让中国的很多建筑师开始觉醒，或许这也会成为中国建筑发展的分水岭。

　　吴光庭：完全有可能。今年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契机。今年的某个时期，整个国家、所有的人对建筑的热情都集中在那几个奥运会的地标建筑上。但5·12地震发生了，政府、民众、建筑师忽然间发现还有那么多乡村、学校被完全忽视了。5·12地震或许能引发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促进建筑师公民意识的觉醒，让大家去关心我们过去长期忽视的问题。

　　人物简介

　　吴光庭，淡江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评论家，2007香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1982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筑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初曾任《雅砌》杂志创刊总编辑，该杂志以精辟的角度与严格论述的方向，将台湾的建筑类杂志予以现代化。

　　本报记者 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