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原有的模式因为资源瓶颈已难以为继。如今，东莞产业升级的各种障碍因为金融风暴正在消除，这一过程中，风暴暴眼中的东莞也受到了各种质疑，政府能否抓住机遇？东莞应该向何处去？

　　就此，我们今日继续对话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东莞经济》杂志主编李智勇。“此时此刻，是天佑东莞莞”，在李智勇看来，金融海啸对东莞实体经济的冲击还在其次，对东莞的最大考验在于政府还有无创新能力，他反问道：“东莞地方政府是否还还具有1978年成立东莞县革命委员会对外来料加工贸易装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精神和勇气？”

　　（接昨日C叠05版报道:《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东莞转型的自然辩证法》）

　　“政府受到的考验最大”

　　南都：现在政府做了些什么？

　　李：拿了10个亿出来，几个10个亿的工程，给弱势群体1000块钱的生活补贴，多大作用在其次，起码它有象征性的意义。我们要政府干什么的？就是当你我都无法解决的时候才要它来管理这些公共事务，假设你有500亿的财政收入，你是不是可以拿出10%作为地方工厂意外破产之后的救济呢？或者说那个工厂突发了一场意外火灾，老板也不愿意出这样的事，可是出了事你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去处理。

　　南都：换句话说，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一个政府的考验其实是最大的？

　　李：对，企业很简单，它活不下它就关门了。但是政府是不能倒的，因为这是社会信心所在，你是具有公信力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需要自问的是，你能不能给这些分散的个体提供公共的服务公共的保障和一种希望。不要讲是不是强势弱势政府，而是看是不是定位准确的政府，服务的政府，和有效管理的政府，不要以为政府是无所不能的。

　　南都：路庆鹏帖子的对策里面提到减免税。

　　李：严格意义上讲，东莞市委市政府是没有权力去减免税的，这是国家的权力，国家规定你怎么收税，你的税率是不能变的。可以考虑收上来之后我怎么去返回，决定怎么使用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但是怎么收税地方却不能决定。

　　1978年的政治经济学

　　南都：路庆鹏的帖子还提到政府的效率比较低。

　　李：行政你要讲程序，你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你就要一步一步地经过这么多环节。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东莞能不能拿出197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对外来料加工贸易装配领导小组办公室这样的勇气和魄力。能不能把现在所有的行政机关放在一起，统一办公，我只要在一个收件窗口排队按号，剩下的工作应该是你内部去走，不应该是我去跑，减少各个行政部门关卡索要的机会，你只有办事权，没有见人权，而且每个文件都规定了回复的时间，这个流程是统一的。

　　东莞全国独特的市镇村组四级行政结构，此前是一种招商引资的天然优势，而今却成为了一种障碍，因为形成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办工商执照的，就有一些专门办工商登记的公司，自己去办可能半年搞不下来，给中介钱可能十五天就搞定，你说是不是这背后一定有关系的？不然说不过去啊。

　　1978年的创新，是把所以相关部门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一个窗口一个流程，现在的问题是，而今的东莞还有没有当年的勇气？有没有当年东莞的创业精神？

　　东莞现在富了，有点不愿意去创新了，已经愿意守着这个金饭碗过日子了，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刚才说各个部门都想把权力市场化，本来很简单的事情，结果衍生出中间一大堆的中介公司。

　　南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莞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在于它的行政体制能否创新？

　　李：对，在于政府的定位，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是不是高效，你还有没有这种真正的勇气，这种创业的精神，如果你把这种精神丢了，很快你就会被后发者超过，就像当年你超过别人一样。

　　因为你的资源已经没有优势了，你必须在行政方面创造出更多的优势。

　　南都：路庆鹏的帖子讲，政府的力量挤出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你怎么看？

　　李：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面，政府如果要强制赶走企业，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政府的定位是什么？应该是服务于市场。

　　东莞是一个资源消耗型发展遇到瓶颈制约的城市，不把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挤出去，其他的企业就难有升级和转型的空间，地方经济就难以可持续发展。但这一次本身是市场调节的力量。

　　如果说政府去加速那就很可怕，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你怎么知道它就应该倒，而其他的应该扶持呢？不能强制地说，哪一个行业不行了，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夕阳的行业，只有夕阳企业，没有理由说代工不重要。帖子也说了，不管你处于产业哪个环节，关键是你这个企业是否霸占了这个环节。霸占这个意思在我看来就是能否比其他企业有更高的效率，同样一度电，我能生产同等质量更多的产品或者同等数量但是质量更高的产品。

　　关键在月底

　　南都：你认为形势什么时候可以明朗？

　　李：十一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中国明年的宏观政策就会清晰，刚开完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全球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趋于一致，下个月开始，不管奥巴马会在1月多少号宣誓就职，他的经济振兴计划会提前释放出信息，那么从现在到未来2、3个月的时间里面，全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振兴经济的方向就会清晰了。这些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需求在哪里。最难的时候就是现在，不会超过3个月，现有的产业一定会转向升级，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

　　南都：是不是引入香港的服务业企业帮助莞企进行升级或转型更为重要？

　　李：对东莞来说，最重要的是加深莞深港深度合作，真正把香港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和深圳的研发能力以及东莞强大的制造能力，紧紧地结合成一体，所以不在于说东莞完了，东莞没有问题，只在于说，你是要跟谁结合？你不可能让深圳把所有的优势都集于一身，香港也是一样，台湾也不可能集于一身，那么东莞的优势在哪里？30年艰苦奋斗，基础设施完善，民众富裕，政府有钱，制造业形成了完善的配套，8大产业集群，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转型？

　　把香港的现代金融服务业引入东莞来，把深圳的研发成果引入到东莞来，组合成一个联合舰队，那你就出品牌了。

　　利用金融危机推动城市升级

　　南都：你讲的是城市升级的角度。

　　李：对，从城市升级的角度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我认为，是个好事，我不认为说现在农民就不和谐，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你老是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是不安定因素，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危机转化成为城市升级的一个契机，千载良机，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农民他是看得见的，一年以后这个城中村的模样就已经变了高端社区。

　　南都：这个对规划的要求也就会比较高。

　　李：所以我说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民间的实际需求要结合，民间想要收入要改变，你就必须要变了，以前可以说是政府想你变，但是你死活对抗不想变，因为我这样挺好，现在好了，企业走了或者关闭了，你没有收益了，你也想变，政府一直想变，这时候一拍即合，时机才成熟嘛。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是天佑东莞呢？就是这种资源产出型的模式已经发展到尽头了，对东莞来说，没水可用没地可用没电可用，大点的企业家家户户都要去买发电机，停电的时候自己发电，到这样的时候你说它的成本多么高昂，这时候很多的企业走了，很多的房子空下来了，很多的厂房空下来了，那么我们所谓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你才有机会去实施。

　　南都：也就是说规划上还是要以原有的相对优势集中的产业为重要参考。

　　李：对，在这个地方某些产业或者某种产业集群的程度已经比较高，其他的村也许也有这样的企业，但是产业链配套没有那么完善，那不如转移到那边已经有优势的地方去，大家谈条件而已嘛。

　　南都：这种差别在整个东莞市范围，究竟有多大？

　　李：经济越发达的镇它的总成本越高，因为越发达的地方它的土地价格更高，想买的人多，到欠发达的地方总成本更低，我们在给东莞市委市政府提的建议里面，就建议说首先应该是在区域内进行流通，麻涌、洪梅这些镇在东莞来说还有一定的土地资源空间，但是它的产业相对来说是不太集群的，那么，与其把这些产业转移到贵州、湖南，我看还不如转移到麻涌或者洪梅，这样我就可以比较大规模地做一个服装产业园，做一个大规模的五金模具园等。把这些地方作为我的生产中心，把毛织的研发中心、展会中心我依然放在大朗，就是把总部放在大朗，但是我的车间已经分离了出去。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企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其实人家走得也很痛苦，因为去到别的地方你带不走产业链。

　　在我的角度而言为什么说是天佑东莞，东莞问题的形成是30年积累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自然淘汰的方式，你要挤它出去会非常的缓慢，但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使这个调整的速度忽然加快了。

　　南都：那对产业来说有什么影响？

　　李：那对产业来说不是就更好吗？东莞不是要退二进三吗？你怎么退二进三呢？就是那些残旧的房子你怎么退二进三呢？谁来啊，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核心是为生产提供支援的现代服务业，其中以金融，创业设计、营销、物流等为核心，当然生活服务业如餐饮、娱乐、教育等等也是，发展服务业靠什么？靠高智慧的人群，你看搞金融的哪个是蠢蛋？华尔街都是聪明成精的人，自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也害了全世界的人，没有高智商能玩出华尔街的悲剧吗？

　　你要满足这样的一些人，比如创意设计的，那些都是些梳着马尾辫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是正经八百有艺术气质的，这些人你要让他们住农民出租屋，他们会很高兴吗？你不改善你的人居环境，你不升级你的城市，让它更加文明，更有现代气息，更符合人们追梦的氛围，你的硬件不改善，谁去啊。

　　东莞不是没有地了吗？那我们可以，第一个，相对集中，然后分类成片。以前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有人来我就可以让你来干，这就很难去统一规划，我现在进行主题招商，比如搞一个大的服装产业园，这里面是同类的企业，需求也是同类的。

　　“也该自己创业了吧”

　　南都：中国大陆土地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是不是可以推论，珠三角未来的制造企业一定会比台湾强？

　　李：当学生当了30年，也不能一辈子都去点头哈腰吧，也该毕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也该自己创业了吧，珠三角现在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就是要走完这一步吗？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说台湾人没有走，我们才能对基本面有信心，台湾人走了我们就没信心了？扯蛋。

　　南都：是不是东莞的企业应该向集团方向发展？

　　李：长期是这样，但是短期内我认为是一种产业联盟式的发展，虎门的服装和大朗的毛织、厚街的鞋、大岭山的家具我们做一个东莞制造的牌子，当然名称可以商榷，用些什么样的品牌打造我们东莞优质的产品，打造我们高于全国或者世界行业平均水平的东莞标准，这些可以通过我们的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测量，提供检测报告，这些参与的企业都承诺，如果说有质量问题，我们要做到哪些东西，大家通过政府，通过行业协会都来推动这个事情。每一个地级市建一个旗舰，周边小城市或农村则采用巡展的方式流动销售，既然长三角的企业可以这样，为什么东莞不可以？如果建立了这样的销售渠道，那么企业与市场之间就构建了商贸平台，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一些企业尝到甜头之后就会积极地加入，这个盘子越做越大，最终形成一些优势的品牌，每个行业里面培植3到5个品牌，这个行业就活了，因为每一个大品牌背后都有无数个小企业，来为之配套为之代工。

　　随着三中全会，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这就意味着相当一批的农民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而土地使用权将变为现金，这就可能去消费去改善生活。如果我们从制造的环节，延伸到营销的环节，形成产业联盟，跨行业跨镇，这就需要政府去做一些沟通，协调，扶持的工作，这就是引导性的工作，而不是强制。

　　南都：对于现在媒体的报道你怎么看？

　　李：目前的报道中，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能够从很多喧嚣、肤浅说法中超脱出来，很不容易。媒体不应该扮演道德评判的角色，因为民众自有评判，我们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和规律的思考者、发现者，未来媒体能否引导大家对东莞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关键在于能否思考和发现东莞经济发展的未来和规律。媒体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媒体的职责就在于为两者提供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媒体应该站在两者之外的立场上。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乾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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