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沿海企业倒闭动辄见诸报端，有消息说，今年上半年东南沿海即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进入到10月，诸如绍兴江龙、常州星岛、东莞合俊等大型企业的倒闭，更加剧了劳动密集型外向企业走向衰落的印象。这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忧虑，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因此而出现的大量失业，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

　　沿海外向型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难并非始于今日，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诊断。一种诊断认为，既有要素价格结构性上涨的原因，但更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带来的短期剧烈冲击。从这个诊断出发的政策诉求，则是暂缓人民币升值和取消新《劳动合同法》，张五常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

　　另一种诊断则认为，不仅要素价格的结构性上涨不可避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升值和劳动福利要求的上升，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产品附加值过低，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的底端的企业走向衰落乃至死亡（或者出走他国），乃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产业升级。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赞同后一种意见，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不再可能延续原有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容许这么多的公民持续在没有尊严和福利中挣扎。无论多么困难都应该开始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但是，外向型劳动密集企业的困境，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来解决吗？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问题。

　　首先，正如郎咸平所一再指出的，被固定化在产业链底端、专一从事生产制造的企业，几乎没有产业升级的可能，早就丧失了市场感觉，也没有营销网络，当然也缺乏人才储备，产业升级不啻是由易到难，甚至是从零开始，谈何容易？让人唏嘘的是，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温州的调查发现，目前陷入困境的制造商们，最初却是“由难到易”地由国内市场的经营转移到为出口市场专业制造的，而如今，要由易到难地由专业制造重新回到市场竞争中来，企业家们却已经年华不再。换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有冒险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代企业家，在他们的盛年由难到易，如今再要他们由难到易，可能吗？

　　其次，所谓的产业升级，更多的是区域经济意义上的，指的是一个区域内主流产业地位的变迁，而不是指企业的变迁。最近一段时间的产业升级新闻里，不乏某企业完全中止了原有业务，而投入到新业务当中的例子。企业资本向其它业务的转移，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新企业的设立，在这一过程里面发生的真实故事，是老企业的死亡和新企业的设立，而没有什么企业的产业升级。

　　最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爆发，不过短短十数年。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从农村吸引并培育了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才有了所谓的比较优势下的“中国制造”，如果随着发展进程，这一宝贵财富伴随着大量失业而大幅贬值，加上已经流失的企业家能力，那么，中国经济还剩下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张五常教授们的忧虑。那些试图通过终止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来挽救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初衷中，有着深深的无可奈何，以及对区域产业升级的严重不信任。

　　在我看来，当下的情况其实是长期结构性矛盾的爆发，这也就给当下的政策选择带来了两难。一方面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行业无可避免的优势丧失，一方面却是企业升级的希望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免出现矛盾的声音，社会各界包括中央政府都希望挽救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困境，避免因此而来的社会冲击，而对于掌管地方经济的部分地方政府来说，外向型劳动密集企业已经不能寄托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希望，而希望寻找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

　　在我看来，尽管存在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脚步不可能停止。

　　（作者莫之许，原刊大河网，本报转自网易，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