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王志安专栏
我的同事庄永志长期以来一直在关心艾滋病患者的手术问题,不久前,他给我送来了几万字的材料,都是全国各地的艾滋病人由于其他病患却无法做手术的案例,读起来真让人心绪难平:
黎家明,这位七年前接受《新闻调查》采访的艾滋病患者,由于长期药物的副作用,正经历着肝病、血小板减少、肾结石和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两年来,他到处求医。未暴露艾滋病病情时得到的结论是:手术；暴露之后,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五岁的艾滋病患儿塔塔,因为患有口腔溃疡,辗转多家医院无法手术。43岁的艾滋病患者李大姐,被查出子宫肌瘤,一个简单的手术遭到多家医院拒绝。众多这样的案例积累起来,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揭示了在今天的中国艾滋病人生存的真实现状。歧视,即便是在医务人员当中,仍然相当严重,而这种歧视本身,正在威胁着艾滋病人的生命。黎家明在给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说,如果这一现状得不到改变,许多艾滋病患者,将不是死于艾滋病,而是非艾滋病!
我国在《艾滋病防治条例》早有规定,医疗机构不得推诿或拒绝对艾滋病人的其他疾病的治疗,但在现实当中,许多综合医院,均以各种理由在拒绝艾滋病人的就医和手术,而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许多传染病医院,又缺乏实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条件。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许多艾滋病患者,在病痛中等待,在等待中逐渐绝望。
关于艾滋病人手术难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都曾出现。大约在十年前,美国《六十分钟》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当时美国的一个州为了防止医生以其他理由拒绝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出台了一个规定,不容许在手术前检测患者是否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此举在外科医生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医生们认为,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患者做手术,是对他们本身健康的威胁。而患者们则认为,只有这样的规定才能保护他们正常接受手术的权利。当时,艾滋病还没有找到鸡尾酒疗法,艾滋病和死亡基本上是同义词。但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国、中国的香港还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艾滋病人已经不需要住在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就诊,他们的就医和手术都和普通患者享受着同等的待遇。这其中,既有技术的更新,也有人们观念的进步。
艾滋病人的手术给医生带来的风险究竟有多高?国际上的统计数字是0.33%,在手术中一旦因为血液、体液污染,或者被针头、手术刀、剪子刺破皮肤而发生职业暴露,只要在四小时内采取紧急处理,服用三周的药物,就可以将感染的风险降到十万分之四。这个风险已经小于在抗生素发明之前,普通外科手术和职业护理给医生和护士带来的风险。2004年,卫生部发布了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还建立了四个职业暴露者应急处理中心,但这一切,仍然没有改变目前艾滋病患者手术难的现状。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体制上,我们国家尚没有制定对因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医务人员进行赔偿、补偿或补助的法律规定。补偿机制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风险医务工作者的心理负担。在观念上,部分医院的管理层,还有许多非艾滋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对艾滋病缺乏正确的了解,甚至比普通大众的认知水平还差。在许多医务工作者看来,艾滋病是内科或传染科的疾病,而绝少有外科的概念。其实,在现实中对于同样有传染性的疾病患者,比如乙肝、SARS等,手术却少有推诿和恐惧,单单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受到了区别对待。黎家明问:“到底是艾滋病加剧了手术的难度,还是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扭曲了某些医生的嘴和会拿手术刀却拒绝拿起的手?”答案显然是后者!
今天是世界第21个艾滋病日，许多地方的志愿者都会去艾滋病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但我的同事在拍摄后常常告诉我，许多志愿者看到艾滋病患者，常常会紧张得发抖。他们原本想去安慰这些被社会遗忘的人，没想到，他们的这种紧张，又制造了对艾滋病患者新的伤害。21年来，许多人都知道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艾滋病的妖魔化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其实，根据目前医学的发展，艾滋病已经呈现慢性病的特征，只要治疗得当，血液中艾滋病病毒的数量，已经可以控制在检测不出来的水平，他们的生命也完全可以和一个普通人一样长。正常的交往、性行为、生育也都可以照常进行。但国内在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报道方面，很少有将艾滋病作为一种正常疾病的，而是有意无意负载了防止性乱等许多社会化功能，从而加剧了艾滋病妖魔化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越是重视这种疾病，也就越是恐惧它。越是宣传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患者也就越是无法公开身份正常生活。
我恳请各位同行认真地思考，你的报道，到底是在改善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还是相反？同时我们也呼吁政府，尽早出台针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补偿机制，完善的补偿机制不仅可以起到关照受感染医务人员的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高风险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减轻医务人员的心理负担，能更好地推进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最后，我还想说，医生这个职业之所以受人尊重，是因为这个职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的爱心和勇气，这，才是医治一切痼疾的良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