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脱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象”。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第48期，作者黄豁，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