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中国政府日前紧急调派数架飞机接返滞留在泰的中国公民。报道说，国内机场在温度调节、饮用水以及出租车方面，都准备得十分充足妥当，有的机场更为出舱旅客送上鲜花。这样做，大约是在现实和象征层面上，让归国旅客感受到温暖。

　　自家公民滞留外国，身处险境、担惊受怕，若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肯定不符合现代国家理念，也有悖于保护国民安全的国家存在的理由。政府反应迅速，不计成本地接返滞留在外的公民，值得肯定。

　　然而，在网络留言里，专机接返的做法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赞同。有人说：“能到国外游山玩水的都是有钱人，凭什么让国家出钱？”有人说：“国家的钱都是纳税人交的，纳税人没有为他们埋单的义务。”还有人说：“外交部多次警示不要去泰国，自己不要命去送死怨得了谁。”

　　这些留言的意思归纳起来就是，国家提醒你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那么国家或者说我们纳税人不能埋这个单；运气不好死在外面了，不能怨别人，回来的也要向全体国民道歉。这种思维十分危险。国家应该保护每一个国民，若出得起国的不管、不听劝的不管，这样一一排除，最坏的结果是国家谁也保护不了，谁也不必保护，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处于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处境中。

　　看起来这些都是分散的个人意见，但经由“纳税”这一关系将自己想象成国家意志的代表时，危险思维的根本症结还在于并不稳定和正确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一直梳理得不太清楚。古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价值排序和轻重缓急好像出来了，但这个“民”很难说是与国家能形成对位关系的“个人”，更像是作为劳动力和战斗力的“民”。个人没有地位，不能成为历史主体，往往退隐在国家的宏大背景中。

　　国家与个人关系不明，导致一方面国家只管教化得了的民，教化不了的就不管。清朝前期颁布禁海令，寸板不得下海，违者按通敌论处，跑出去的遭逢了意外或事故，国家也不会去管，抓回来还是个死。这颇类于上述那些言论，若这样做了，结出的就是禁海令一般的恶果。我想即便是说那些话的人，肯定也不想生活在禁海令的状态之下。

　　另一方面，国民对国家没有多少责任感和义务感。古代税赋改革，经常的做法就是类似于“摊丁入亩”，不单列人口税，而并入田赋，这往往被当作仁政。钱穆先生对此颇有指摘，认为这样除了缴赋服役之外，国民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责任。

　　现在我们纳税了，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有时没有调整到现代形态。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对国家没有责任感，最后就是对其他人没有责任感，反过来其实也成立。反观那些反对专机接返的意见，虽然使用了国家、纳税等词汇，但对其他国民没有责任感和关怀，很难说他们对国家有多少责任感。

　　我想，重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很有必要，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人说当下中国言论还在重申常识，国外早就超越这个阶段。依此看，这个阶段还不能像经济发展一样实现跨越式发展，重申常识是因为常识并没有到位，现代形态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即为一项。（原载12月1日《长江日报》，作者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