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30事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十六大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积累了成功经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长远，在此基础上，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7年10月23日新华社《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健全符合党情国情、科学完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这项制度建设，既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一项制度建设。

　　———胡锦涛

　　时间进入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4个年头。这一年，全国GDP超过10万亿元，实现历史突破，位居世界第6.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居世界第4，外汇储备达2864亿美元，世界第2.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年冬天，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离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国家领导人实现大交班。两年后的9月20日，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

　　他的辞职信与15年前邓小平辞去同一职务信件的开头完全一致：“中央政治局：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由邓小平开始的先例，至江泽民成为惯例。自此，中国高层领导实现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并形成制度、规范和程序。

　　时隔6年之后，2008年3月，有“铁娘子”之称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用她独创的词汇“裸退”优雅转身，再次为中国的干部退休制度竖起标杆。

　　领导人退休制度，成为一种理念，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最初的尝试

　　尽管没有实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身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就有过从党和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长远考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人终身制问题的最初尝试。

　　1957年3月10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两个月后，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时再次说起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自己想退下来，去当个大学教授。伏罗希洛夫很惊讶，他问：“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

　　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称，事实上，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领导层的一次会议上，说起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据《党的文献》二○○二年第六期逄先知、李捷所写文章，转引自龚育之《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在此后的近30年里再无进展。八大制定的政治、经济、组织路线未能贯彻执行，毛泽东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美好设想，也没有成为现实，1976年，他在党的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逝世。

　　改革的艰难

　　毛泽东去世这一年，“文革”结束，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后出来工作，年轻干部的培养断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实际上推行离退休制度是有阻力的。”1982年底，时年67岁的石山从中科院副秘书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当顾问，处于“半退”状态。他回忆，当时，一些刚60岁出头的老干部不愿意退休，特别是一些“文革”期间被打倒，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几年的人更不乐意，他们被耽误了十年，重新工作正干劲十足，对退休难以接受。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头上长角的造反派小将大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等等。“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

　　老干部退休难，提拔一个年轻干部也不容易。1982年，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近几年提了一些年轻人，阻力很大，提不上去。”（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467页）

　　而且阻力不仅体现在高层，也来自民间。1980年5月，湖南锡矿山一位叫杨尊开的同志给中组部写信称：“解决干部年龄偏大，水平偏低的状况非常必要，但对党政机关吸收新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有些想不通。”（1980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带头退休

　　反对声多多，邓小平却铁定了心思。老干部不肯退，他就自己带头，向这一政治顽疾宣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特权现象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要建立退休制度。这年的9月10日，他带头与李先念、陈云等一起率先垂范，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之后，他到处宣讲自己的全退之意。1986年3月份，香港谣传邓小平病倒，股票市场随即大跌。邓小平25日露面接待丹麦首相，他故意反问：“邓某人不在了，中国是否会变？”就是这次露面上，邓小平表示“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邓小平年谱》1986年3月25日）

　　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问他：“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4页）

　　3个月后，他又对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已过了82岁了，还能干吗？该让路了。”（《邓小平年谱》1986年11月1日）

　　次年，他不再进入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半退”（《邓小平年谱》1987年10月16日）。

　　邓小平的最后任务

　　两年后的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大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建立。

　　这年9月，深思熟虑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这样一封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22页）

　　11月9日，欧亚大陆的两头同时聚焦世界的目光。这天晚上，冷战的重要标志的柏林墙推倒，全世界人们从电视上看到，大批东德公民拥入西德与他们的家人团聚。此时，远在7376千米外的北京，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对邓小平退休问题进行最后表决，讨论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这天，北京飘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表决结果一出来，静静在家等候的邓小平立即驱车赶往人民大会堂。他对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邓小平年谱》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人们也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曾在1978年和198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领导人，接着向大家鞠躬谢幕。

　　退休4天之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他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站在门口屏风旁迎接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双方落座，邓小平说：“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邓小平年谱》1989年11月13日）

　　就这样，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先例。

　　老干部退休制度化

　　正是邓小平的亲力亲为下，中国开始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影响此后20多年里干部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大《决定》指出，妥善安排新老干部的交替，已成为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非常必要。其中，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

　　《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离休退休的老干部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还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78岁的邓小平被当选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5页）

　　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到1983年6月，全国省区市领导班子，人数由原来的698人减少到452人，减少35%，平均年龄由62.2岁降到55.5岁，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

　　大量在职官员的离退休，同时解决了领导职务大量超编、人浮于事的问题。随之，机构臃肿的状况发生改变，到1984年，中共中央13个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减少40%，正副局长减少13.8%；国务院41个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减少65%，正副司局长减少40%；省级领导班子成员减少35%，地、州和省的部委厅局领导成员减少36%；县委常委、正副县长减少18%.

　　10年后，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这一年适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10周年，据新华社1992年9月8日的报道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

　　领导集体平稳过渡

　　到2002年，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已经走过了13年的历程。之前一年，中国申奥成功，成功加入WTO.这一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世界第六。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达2864亿美元，世界第二。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世界的目光对准了中国：老一代将以什么姿态退下去，新一代以什么面貌走上来。

　　这次会上，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180名，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5.4岁，50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以上，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各地省长与省委书记、副书记占三成席位，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

　　令人瞩目的是，大会闭幕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离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国家领导人实现大交班。

　　有评论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交接，对中共自身的地位和前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至世界格局，都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一项重大贡献。”

　　从先例到惯例

　　两年后，以一封信和三句话，江泽民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中央政治局：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他这封辞职信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9月1日。外界发现，江泽民此信的开头段落，与15年前邓小平辞去同一职务时信件的开篇一字不差。他的离职过程与程序，与邓小平极其相似，“以老带新”的时间也是两年。甚至他们在离职时的讲话都风格相近。

　　如果说15年前，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先例，此次江泽民的同样行动，已使其成为惯例和制度。中国高层领导实现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由此形成制度、规范和程序。

　　海内外舆论对此予以积极评价。香港《文汇报》社评说，这是中共十六大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延续，表现了江泽民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体现了中共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显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更加成熟。

　　也有评论认为，党的领导人的新老交替能在将来进一步以制度确定下来，实现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制度化，因为“设立严格的任期制度和退职、退休制度，是每一种政治体制顺利运转、保持活力的重要一环。对中共来说尤其如此”。

　　11月中下旬在智利进行的APEC会议上，胡锦涛谈笑风生，机智果断。香港报纸评论说，他已经“开始在国际上树立胡锦涛式的风格”。在国内，从12月开始，辽宁、河南、福建、安徽、西藏、青海、吉林等省区主要负责人先后调整。省部一级高层官员的人事变动持续有序完成。

　　吴仪的“裸退”

　　4年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宣布“裸退”再次引起全世界关注。69岁的吴仪用她独创的语汇潇洒转身，成为中国政坛一道动人风景，也为尚不完善的中国干部退休制度做了表率，竖起标杆。

　　尽管已有江泽民的惯例，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吴美华说，目前党章没有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需要更多的法律和党内法规的依据。

　　2007年圣诞节前夜，吴仪在出席中美商会岁末晚宴作演讲时，突然向大家宣布：“大家知道明年3月中国政府要换届，到那个时候我就退休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我这个退休叫‘裸退’，在我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尽管她庞大的粉丝团在互联网上集体呼吁她再干一届，2008年3月17日，吴仪正式退休。退休，终于成为了一种理念，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一次长远的谋划

　　如果说，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十六大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积累了成功经验，那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长远，在此基础上，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酝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时，一批老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来。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在新进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的9位同志中，6位是60岁以下的同志，其中4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4位同志中，2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有熟悉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同志。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十七大之前的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胡锦涛亲自主持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2007年10月23日新华社《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这是中共第一次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产生机制的重要创新举措，它彰显党中央发展党内民主的坚定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锦涛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这样做，有利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一项制度建设。他强调“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健全符合党情国情、科学完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这次在党内一定范围民主推荐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将为我们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积累重要实践经验。

　　从邓小平的“百分之百地退”，到江泽民主动引退，再到吴仪“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人们终于明白：自邓小平起迈出的那一步，是永不会回头的，我们将一直走下去，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充满期待。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采写：本报记者 彭美 实习生 张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