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观点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资源环境评估部部长刘云旭博士曾经参与过珠海多个海洋海岛项目调研，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为了发展，填海乃属“不得已而为之”，但一定要经过谨慎的规划、论证，要靠政府主导进行，不能委托企业。不过，近岸的生态系统将遭灭顶之灾，损失无法定量评估。
近岸生态肯定遭灭顶之灾
对于珠海未来的大规模填海，刘云旭表示，如果从经济发展角度考量，此举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陆地面积有限加上地价贵，要发展只能向大海要地、要GDP”。他说，国内曾经由水利主管部门出台了海洋水利指导线，填海必须在指导线以内进行，但这只是从防洪、排洪的角度考虑，环保的因素几乎没有。
“如果只是在大洋深处填海，虽然会有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但大家几乎看不到。但是填海一般都是在近岸进行，珠海地处珠江出海口，如果不进行仔细的规划、论证，那造成的影响将不可逆转。”刘博士表示，近岸区域包括了大量的浅滩、湿地，不管是采取什么方式的填海，这些近岸的生态系统包括海岸、物种以及自然景观，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依据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去定量评估这些损失”。
一定要政府主导整体论证
一面是向大海要地，一面是近岸生态的覆灭危险，二者之间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呢？采访中刘表示，虽然国内外正在尝试对填海区进行生态恢复研究，“比如说珠海东区有的人工鱼礁区”，但这些恢复技术都不成熟，意即没有一条完美的“先破坏再保护”的路子。
面对未来的大规模填海，刘云旭给珠海市政府的建议是：有序填海。“首先要对这个区域进行详细的论证，从水动力、滩涂，到冲淤环境、地貌、水文特征、经济发展预期……”，他说，这个论证一定要由政府层面主导，由高层次进行把握，而不能像以前多见的由参与企业委托调查。“企业论证的第一个弊病是只见局部，没有对整个区域的考量。孰知这个地方增加一些，那个地方增加一些，累加起来对整个区域的影响就不可估量。另外一个弊病就是虽然是科学论证，但企业总会从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进行忽略或者缩小。”
观点PK
填海赞与弹
“废湾”应该“变废为宝”
有长期从事海洋海岛研究的专家、政府官员表示，珠海不少港湾没有沙滩，无法开展旅游；水深不够，无法进行养殖，属于几乎没有利用价值的“废湾”，将这种海湾填平，可以“变废为宝”。有专家分析说，珠海地处珠江出海口，海水中泥沙含量较高，造成珠海近岸浅滩不断淤积，“比如情侣路沿岸退潮之后或正值低潮位，大家就会发现泥沙淤积较为严重，那就有一个观点产生———就算我现在不填，以后这里还是会变成冲积地，那填和不填还有什么差异？”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珠海目前的填海主要集中在港区，对于城区的填海项目，有关部门进行了严格控制。港区的发展除了码头之外，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项目，而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填海来解决。“如果不填海，比如石化、LNG这些危险品仓储放在哪里，难道堆在岸边吗？”
围海已带来海洋生态恶化
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夏真从2003年开始对珠三角近岸海域的海洋地质环境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该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立项。
夏真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珠海围海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调查显示，横琴岛周边及珠海市沿岸区域的填海活动不但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特征，使海岸线更为曲折，掩盖了海岸线自然变迁的痕迹，而且改变了水动力条件，引起侵淤状况的变化，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围垦的土地绝大部分依然在种植户和养殖户手中，他们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及排放的污染物，也严重污染了海洋环境。此外，日益增加的养殖场使海水的有机质污染程度也相应增加，赤潮多次发生。
■珠海填海史
1/5陆地靠围海
人类最早的填海历史开始于汉代。珠海有史可考的填海活动，始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西江水系的流沙在黄杨山周围淤积成一道道沙坦，其时，居住在珠海市斗门、白蕉、乾务等村镇上的有钱人向地方官府申请用地报税，请佃户和疍家人进行围垦，在这些沙坦和海湾上开发出肥沃的良田。
1949年后，珠海随同全国各地区一起，先后兴起了三次大的围海造地潮。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围海晒盐；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珠海围垦海涂扩展农业用地，诸如三灶、平沙、红旗等地均在此期间大规模填海；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滩涂围垦养殖热潮。
不过珠海当时亦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随着高栏港的设立，珠海开始了一轮以港口为中心的围海造地潮，为港口码头项目围出用地。特别是1992年前后，高栏港的填海造地更是达到顶峰。珠海的围海造地运动贯穿至今，以至于有调查显示，珠海进行大规模围海以前，它的陆地面积是1300多平方公里，而现在珠海陆地面积已经增加到近1700平方公里。对比说来，珠海填海造地的面积有400多平方公里，五分之一个珠海是围海填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