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科齐的新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在法国是一个传奇人物。他37年前创建了“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法国民调中经常是最受欢迎的政客，一度曾经考虑竞选法国总统。成为法国外交部长后，他试图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积极奔走于世界各地。他的干预主义立场引起不少非议。

　　法国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催促他国家的大使们展开“行动外交”，他本人就是“行动外交”最勤恳的执行者。元旦早晨6点，他与几名手下在凯道赛（法国外交部门所在地）的庭院里碰头，开车去机场，然后飞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据库什内解释，此行的目的是表达法国人民与一周前被刺杀的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及巴民主力量的“团结”。

　　法国与巴基斯坦没有历史关系。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西方国家外长出席。事实上，几天前，法国总统萨科奇的外交事务顾问让・大卫・莱维特亲口告诉我，期望萨科奇赴巴参加贝・布托的葬礼是多么的愚蠢。巴基斯坦正被暴力席卷，比起接受外国领导人的哀悼，总统穆沙拉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68岁的库什内似乎认识世界所有显要人物，感觉与布托有私人情谊。两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相识。他说服萨科齐―――这一位也可以叫做行动派总统―――法国应该更多与这个反恐重要盟国交往。果然，3周后，穆沙拉夫第一次对法国做国事访问。

　　库什内献身危机、冲突和危险―――不停在寻找值得反抗的邪恶势力。半个世纪前，作为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积极分子，他曾朝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内扔红色墨水瓶，抗议美帝国主义。但是，他太喜欢女人和泡咖啡馆，无法遵守严苛的革命纪律。他的医生教育使他更倾向于考虑个人，而非抽象的主义。逐渐地，像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库什内从激进的左派走向反极权主义中间派。2003年，他主张人道干预，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根据法国标准，他是顽固的亲美派。在外交政策上，除了少数例外，他分享萨科齐的几乎全部保守派主张。不到1年，这两人已经将法国拉离戴高乐主义。当然，他们在国内遭遇不少抵触，法国人似乎都被他们搞得严重“晕船”。

　　要嘲笑法国外交政策并不难，但是如果自己换在法国的立场，你也会不知所措。欧洲的另一大传统强国英国选择了追随大洋彼岸的前殖民地。德国的外交几乎完全建立在“绝不重蹈覆辙”原则上。那么法国的立场呢？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众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在戴高乐领导下，法国试图找到新的身份，刻意和美国及大西洋联盟疏远。1966年，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从那之后，法国总统，无论来自什么党派，均执行前社会党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所谓的“戴高乐-密特朗-希拉克共识”。韦德里纳将此协议解释为“决策自治”、“思想自治”。法国描绘自己的政治地图。这张地图和意大利及德国的外交地图并无大差异，但重要的是，这是他们自己的。法国外交政策像它的菜肴，绝对地、不可辩驳地属于法国。

　　然而，随着欧洲的一体化，众多的国内事务全球化，“独家风味”的外交政策显得日益古怪。过去几年，美国总统布什的“非友即敌”的政策更使法国疏远。希拉克拒绝接受伊拉克战争，嘲笑美国轰炸伊朗的恐吓，这种被动立场使法国外交缩减成了一系列姿态。普林斯顿国际关系学院的索菲・曼纽尔说，“2005年至2007年，法国外交政策根本不存在。法国被完全撇到一边。”

　　竞选期间，萨科齐的论调更像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而非戴高乐。他声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独裁和专制”，嘲笑“民主不适宜一部分人的文化相对论。”这都显示了他对戴高乐共识的本能的蔑视。他告诉一位传记作家，他想把凯道赛夷为平地。他的观点和脾气很有库什内的影子。库什内的妻子―――法国著名记者克里斯汀・奥克伦告诉我，“他们两人如此合得来的原因是，他们都是行动派，比较理论更喜欢行动。”他们分享对伟大的法国室内运动“抽象思考”的厌恶。

　　去年9月，我和库什内在纽约第一次见面。当时，他和萨科齐来此参加联大会议。这位外交部长上任不久就声势张扬地访问伊拉克，此举深讨华盛顿欢心，却让他的前社会党同事非常愤怒―――因为加入萨科齐的政府，他被社会党除名。他还卤莽地评论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对其核计划的国际检查，很可能招致战争（这一不慎言行被萨科齐斥责）。我们在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莫里斯・里佩尔的公寓见面。里佩尔是库什内的亲密朋友圈子成员。库什内刚出去跑步回来，穿一件灰色汗衫、牛仔裤和球鞋。他斜靠在一张椅子上，和进进出出的助手们开玩笑。他们用熟人之间使用的非正式的第二人称代词“tu”，这在规矩森严的法国高级政治圈子中非常罕见。后来，我得知，库什内吩咐他的手下如此称呼他。但一位凯道赛老外交官告诉我，他坚持称呼自己的老板“部长”，而非“贝尔纳”。

　　库什内刚拜访华盛顿。“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他说，“并不是说法国回归美国，而是法国和美国之间恢复了信任。”重要分歧仍然存在，但是，他告诉美国国务卿赖斯，“我永远不会背叛你”―――他指的显然是2003年1月，法国前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对赖斯前任科林・鲍威尔的突袭。当时，他突然宣布，法国绝不会支持入侵伊拉克。库什内宣称他2007年8月对伊拉克访问，目的并不是“支持美国”，而是“因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干预伊拉克局势”。像萨科齐一样，库什内吹嘘，让法国返回欧洲中心，让欧洲返回西方联盟中心；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并未能说服其他外交部长，甚至未能说服他的同事。“他们认为，我是一颗盲目的导弹。”他憋气说，“他们认为，我是个愚蠢的家伙。‘愚蠢的库什内为什么去伊拉克？我们不关心伊拉克！’他们才愚蠢。他们不知道危险的核心就在那里。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中间。这是共同的敌人，并非只对美国人而言，而针对所有民主体制。共同的敌人是极端主义。”

　　但是，对白宫的信息再明确不过：萨科齐不但告诉法国人他有多么热爱美国文化，他还高调在美国度假，和乔治・布什在布什家族老宅一起吃热狗，因此惹恼了许多反美者。更糟糕的是，他在伊朗和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并任命因为鼓吹美国理想谴责反伊拉克战争示威者而广招人恨的库什内当外交部长。

　　接下来一周里，库什内在纽约和华盛顿给人留下一连串古怪的印象。在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演讲时，他那自成一派的英语发音有一半让人听不懂。在问答阶段，美方协调人菲利克斯・罗哈廷（前美国驻法国大使）礼貌地问库什内，他在对谁做鬼脸。事实上，库什内一直在对和同事讲悄悄话的美国外交官里查德・霍布鲁克吐舌头。几天后，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指责库什内曾扬言法国正在为攻打伊朗做准备。“谁说法国在备战？”库什内喊叫道，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搜索，“你！”他开始向那位提问记者走去，挥舞着他的手臂（微笑着）说，“你的大眼睛大胡子吓唬不了我。”很难判断，这位法国外长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一时神经错乱。

　　对库什内，不自主的夸张手势和下属之间以亲昵的“tu”相称，这一切不仅仅是对法国官场呆板形式主义的嘲笑；也是他的手段的组成部分。一名助手告诉我，“他的会议是我们法国人所谓的‘事件’，非常有1968年的风格。任何点子，无论多么古怪，都拿出来讨论。这样的会确实长了点儿，但是更有创造性―――更多点子开花结果。”去年5月上任几天后，一个周六，库什内把手下召集起来开会，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手下们到场后吃惊地发现，房间里坐满了人道主义活跃分子，库什内也邀请了他们。库什内建议西方国家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正如在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时一样，以保证将救援物资运送到苏丹难民手中。非洲问题专家约翰・普伦德加斯特说，这个点子“姿态漂亮，但是毫不实用”。普雷伦加斯特是反对种族屠杀的人道主义组织“够了”的主席。顽固抗辩几个月后，库什内最终承认他的主张错了，进而支持前希拉克政府提出的建议，向乍得苏丹边境派遣欧洲领导的维和部队，保护难民营，阻止暴乱的蔓延。然后，他开始孜孜不倦地向人道组织和欧盟推销这个新点子。

　　与此同时，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非洲问题的萨科齐即将就派遣维和部队问题达成协议。至此，这位法国总统表明了他言出必行，对人权问题绝不马虎，正把法国领向新方向。据普伦德加斯特观察，在苏丹问题上，多年来，法国第一次和人道主义活动者站到了同一阵营。“他们的努力，让我深受鼓舞。”

　　法国宏伟壮丽的外交部由拿破仑三世于19世纪中期建造。身穿白色礼服的卫兵们在走廊里悄悄巡逻。他们礼貌地给访客开门，在官方会面上，优雅地给水晶杯里倒满粉红色的香槟。外交部长的官邸位于一所华丽的沙龙内，俯瞰内庭碧绿的草坪。墙壁上挂着描绘罗马诸神的名贵挂毯，6个水晶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这是个为制造叹为观止效果、展示法国外交的悠久和优雅而设计的环境。

　　贝尔纳・库什内在这种令人敬畏的气氛中并不显得格格不入。他本身不乏优雅，衣着时髦得近似花花公子。他绝对知道围巾该怎么戴才好看，斗篷该怎么穿才得体。从伊斯兰堡坐飞机回国的路上，服务员为晚餐准备了葡萄酒。库什内说：“什么？没有巴特利？”最后他不得不选择另一个不太著名的葡萄园的产品。用人口统计学术语说，库什内是法国人所谓的“吃鱼子酱的左派”―――过小资日子的左派。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医生家庭。60年代初，库什内和他的同伴们为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内部刊物《透明》撰稿，晚上经常光顾Balzar―――哲学家萨特一帮人常光顾的餐厅。附近有更平民化的集会场所，但是库什内更喜欢Balzar的高雅对话和漂亮女士。

　　但是，库什内并非纨绔子弟。他的祖父是一位1908年移民法国的犹太人。他骄傲地宣称，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硬汉。他继承了他们的凶猛好斗、码头工人式的下巴和拳击选手的外表。1939年出生的库什内还继承了悲观的历史观。他的祖父母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和大屠杀给他留下深刻烙印。在一次和丹尼尔・龚本第（另一位左派英雄）对话时，库什内说，“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纳粹统治下，那么多犹太人允许自己被送走―――虽然他们中有人清楚地知道，但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是去送死。”库什内那一代

　　年轻人，尤其犹太儿童，把“合作”和“反抗”看成世界对立的两极。库什内从小就知道，长大后自己要做什么―――一个抵抗者。

　　生活为库什内提供了一个上演抵抗戏剧的浪漫舞台。他和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肩并肩抗议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高歌解放工人阶级。他作为崭露头角的记者小有名气。23岁的库什内煽动地写道，“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是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指的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野心家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他迫切地想在巴黎上流社会出人头地。库什内野心勃勃，在树立敌人的同时也刻意结交有用的朋友。1964年，他和《透明》的一群同事跑到古巴，整晚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钓鱼、喝酒（他声称，他曾敦促卡斯特罗举行民主选举）。与此同时，他也在勤奋学习，准备成为一名医生。

　　1968年，库什内的生活发生转折。他接到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号召医生参加比拉夫的人道救援行动。比拉夫是尼日利亚的一个省份，因为企图分离而陷入野蛮战争。在这个遍布苦难、死亡、危险的地方，满脑子英雄主义的库什内找到了他的使命。但是，红十字会信仰医疗而非抵抗。库什内和他的朋友们不被允许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回到巴黎，库什内发表了一份谴责尼日利亚政府的声明。萨特和德・波伏娃都在上面签名。他和其他医生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致力于向冲突和灾难地区提供医疗援助。1971年，该组织正式命名为“无国界医生”。这个名称本身都充满煽动性：他们将不受疆界的限制，不畏惧国家意愿，不遵从红十字会的沉默法则。“无国界医生”是一种环绕光环的崭新事物―――激进人道主义者结合成的无所畏惧的联盟。在《权力和理想主义者》一书里，保罗・伯曼将该组织形容为“全球游击战运动的医疗分支”。

　　但是救死扶伤的目的和革命的思想并不一定妥协。库什内坚持说，苦难的现实必须压倒意识形态。1979年，他租借了一艘轮船，奔赴南中国海，搭救成千上万逃离北越政府的难民。这一行动遭到大多数左派同事的谴责。“无国界医生”组织内一个领军人物甚至写了一首抨击“巴黎圣日尔曼之舟”的俳句。圣日尔曼区是“吃鱼子酱的左派”总部所在地区。但是，当时已经是个社交明星的库什内设法让包括萨特、米歇尔・福柯、尤金・伊欧涅斯科、西蒙・西涅莱、碧姬・芭铎在内的一堆名人签署支持行动的请援书。萨特和库什内还与法国著名保守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合影。“人道主义行动”的宗旨高于意识形态―――这一声明被认为是欧洲知识界的重要时刻。库什内的朋友、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思曼说，“在我们的头脑里，这是冷战结束的时刻。”

　　这也终结了库什内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事业。1979年5月，一次喧嚣的会议后，库什内和伙伴们拂袖离去，回避了一次丑陋的权力斗争。30年后，对于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还各持一辞。格鲁克思曼说，库什内是被右派驱逐。“无国界医生”原始成员之一的帕特里克・阿伯哈德将分裂归咎于对库什内的嫉妒和对他的“膨胀自我”的反感。另一方面，后来的组织领导人罗尼・布劳曼说，库什内想让“无国界医生”维持某种义气相投的朋友联盟的形式，而其他人希望它成长为专业组织。而组织创始人根本就听不进其他意见。“库什内像一个情绪化的独裁者，”布劳曼说，“你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不赞同就等于攻击他。当你攻击他，你就变得爱嫉妒、平庸、官僚主义。”

　　在巴黎的一个傍晚，我把和他的敌人的对话告诉库什内。我们之间的玩笑气氛戛然而止。“布劳曼是个不足挂齿的人物！”库什内生气地说。看来，有些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1979年分裂后，库什内和他的效忠者开始创造他们自己的组织“世界医生”。也许因为创始人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过敏，这个组织一直未取得“无国界医生”的规模和成就。后者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去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巴黎，等待库什内参加里斯本的欧盟会议回国。他的发言人突然来电话说，部长临时决定和西班牙及意大利外长一起去贝鲁特，试图扫除推动选举新黎巴嫩总统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如果第二天一早飞抵里斯本，我还可以和库什内一起飞去黎巴嫩。第二天，我登上库什内申请的小型政府飞机。他和他的助手们为敲定最新简化版欧盟条约的最后细节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他们情绪高昂。

　　库什内宣称自己无所不知，认识所有重要人物。罗尼・布劳曼嘲笑他说，“这家伙肯定已经四五百岁了。他经历了世界各地的每个重要事件。”但是，对黎巴嫩，这样说并不夸张。自1975年起，他不断拜访这个国家。黎巴嫩内战期间，他和朋友在纳巴―――一个贫困的什叶派社区―――建立了一所医院。他认识所有什叶派领袖和他们的父亲兄弟，也认识不少逊尼派和基督教要人。“我们互相拥抱，我们用‘你’相称；我们生气，我们握手，我们开玩笑，我们叫对方‘闭嘴’。”库什内在飞机上对我解释。基督教领袖曾下达刺杀他的命令。他说，这些夙敌互相很少对话，却会很坦率地和他交谈。库什内感觉，他可以带来改变。话说回来，他向来如此感觉。

　　我们抵达时已是傍晚，我们开车直奔海边一所可爱的餐厅。库什内已经安排好和朋友在那里共进丰盛的晚餐。外交部长坐在纳比・贝里对面。贝里是黎巴嫩议会议长、什叶派团体Amal的领袖。部长旁边是一位极其美丽的法国社交名媛。在附近的宴会厅正举行什叶派婚礼。库什内带我们走过去。新娘和她的伴娘们穿着漂亮的低领晚礼服邀请部长加入她们的舞蹈。库什内毫无顾忌地舞蹈起来，跳上跳下，热情地叫着。黎巴嫩似乎是个美妙的国家。

　　第二天，库什内拜访了最近被谋杀的黎巴嫩政治家的坟墓，然后坐直升飞机飞往黎巴嫩南部。1600名法国士兵正在那里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他告诉士兵们，法国促成创造了这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对它的命运有特殊的责任。他还说，真主党的行为使什叶派被西方看成阻碍和平的障碍，事实上，他们几十年来被嘲笑、忽视，他们的冤屈有理由得到申述。然后，库什内和西班牙、意大利外长一起返回贝鲁特，和对立各派系分别举行谈判。当天晚上，3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库什内满怀希望、激动地说，基督教派和什叶派之间已经出现新的合作精神。至少，他说，他们已经停止互相辱骂。午夜，我们坐飞机返回巴黎。

　　此行到底完成了什么？库什内的一位助手告诉我，纳比・贝里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坚决反对即将取代离任总统的“共识”候选人。基督教徒―――根据黎巴嫩法律，总统将从他们中选出―――也已同意选择更容易被什叶派接受的人。凌晨2点半，在回巴黎的飞机上，库什内告诉我，他提醒各方，不妥协只能带来新一轮的暴力冲突。他们其实也心知肚明。但他也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能在（去年11月）安纳波利斯会议前选出总统，“一切将会改变；此举将把中东推进新的时代，一个非暴力冲突的、甚至像我设想的民主立宪时代。”

　　又是一个宏伟而美丽的憧憬。事实上，分裂各派没有妥协，安纳波利斯会议未能取得突破。库什内这位无国界外交部长频繁返回贝鲁特，哄骗、握手、恳求，告诉他的朋友们闭嘴。这些努力似乎都是徒劳。凯道赛的职业外交官们担心，他们的老板沉迷于危机，往往忽略那些枯燥的主题。比如，重新加入北约。更糟糕的是，去年11月初，萨科齐派让-大卫・莱维特和他自己的首席顾问克洛德・盖昂赴大马士革请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用他对反对派的影响力，解决僵局。在那之前，法国一直拒绝和叙利亚政府打交道。他们谴责叙利亚策划暗杀了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及其他多位黎巴嫩领导人。把叙利亚人看成无情杀手的库什内觉得颜面扫地。他的黎巴嫩对话者感觉遭背叛。正如库什内所预料，求助于叙利亚也未能成功。对法国外交来说这是一次惨败。12月，萨科齐宣布中断和大马士革的谈判。

　　后来，当我问库什内，黎巴嫩的失败是否说明了他的“亲密”外交的局限性。他说，“抱歉，正好相反，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的人在大马士革玩的游戏，”问题在于，“爱丽舍宫”，不在于莱维特―――“他和我是一致的。”我告诉他，我刚和莱维特谈过话，他说萨科齐批准大马士革之行，是在取得了哈里里的儿子和所谓的3月14日多数派阵营的同意之后。

　　“这是个忠诚的家伙，”库什内反驳说，意指莱维特。“他知道，我是对的。”库什内暗示问题的最大祸患是盖昂，他现在异军突起，成为库什内意料之外的劲敌。“对于他们总是同样的游戏。这是经验问题。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

　　1 985年傍晚，库什内正与老朋友、法律教授马里奥・贝塔蒂共进餐厅。他抱怨说，国际法把国家疆界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却对他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让他屡屡感到挫败。他问，能否改变国际法，方便跨越国界营救受难者，不用考虑主权国家赞同与否？贝塔蒂解释说，库什内必须求助于法国政府―――总统密特朗和总理希拉克。库什内回答，“让我们现在就给他们写信。”1987年6月，法国各界连续3天在巴黎Meridien酒店舞会大厅开会，讨论“人道主义权力和原则”。所有著名学者都出席，无论左派、右派。令人意外的是，密特朗和希拉克这两位绝对实用主义的政客看到了一场他们必须带头领导的运动。几个月前，库什内反复在解释，“眼看人们在200米外的边界另一边死去，是令人发指的丑闻。”在Meridien，很少人提出异议。在库什内的指导下，贝塔蒂起草了一份声明，界定“人道主义通道”的权力，当众宣读，然后交到希拉克手中。希拉克发誓把它转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是一个国家俱乐部，其宪章从一开始就明确保护各国主权不受干预。库什内只提议医生和人道救援工作者有跨越国界发放紧急救援物资的权力。经过1年的游说，1988年12月，联大承认了这一有限的权力。1991年，库什内等人戏剧化地展现了伊拉克库尔德人遭受萨达姆政权迫害的悲惨景象，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越过伊拉克边境，向库尔德人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人道救援行动。这仅仅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开始。几年后，考虑到巴尔干和卢旺达的教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开始谈论，在极端暴行的情况下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力。200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后来所谓的“保护义务”政策。

　　干预原则总结了多年的思想和行动，最先由一群年轻医生在尼日利亚比拉夫提出，最终吸纳了更多的追随者。对于库什内，干预是对纳粹大屠杀提出的可怕问题的答案。当被问到这个由他孕育的原则的真正价值时，他总是回答：它让奥斯维辛惨剧重复的可能性减少。与此同时，库什内很清楚，包括法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动一根手指阻止卢旺达的大屠杀。而阿拉伯骑兵在达尔富尔继续横行。“当然，”一天晚上，他用戏剧化的语调说，“事情总是太晚。不久，有一天我们将有一个世界政府；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也许两个世纪后，将有一个世界政府，不让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是的，历史是悲惨的；但是，库什内的身体里充满乐观精神。他的妻子克里斯汀・奥克伦引用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句话形容说：思想的悲观，意愿的乐观。

　　1988年至1992年，库什内为密特朗政府担任人道主义行动部长。他对待这个职位就仿佛对待有政府官印的“无国界医生”。任举一个灾区―――黎巴嫩、伊朗、利比亚、库尔德斯坦、索马里、波斯尼亚―――他都拜访过，常常被一大群记者簇拥。他最大胆的一次举动是在波斯尼亚。1992年6月，他说服密特朗总统登上一架秘密飞机飞到萨拉热窝，说服当时包围这个国家的塞尔维亚人给人道主义航班开放一个飞机场。塞尔维亚人的坦克停在跑道边，小小的联合国部队只能干瞪眼。然后，一位法国官员突然宣布，密特朗乘坐的飞机将于当天晚上在机场跑道降落。惊慌、叫嚷、打给巴黎的疯狂电话。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库什内走下来！还有《巴黎竞赛画报》和法新社记者。第二架直升飞机上走下密特朗。库什内把他介绍给所有重要人物。密特朗要求空运物品援救被围困的城市。新闻传遍全世界。塞族的坦克轰隆隆开离跑道，几十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占领了机场。库什内成为英雄和密特朗的宠物。“当然，那是一次高调的，做给媒体看的演出，”当时在场的联合国文职官员霍克斯切尔德说，“但那是唯一奏效的办法。”

　　但是，确实奏效了吗？联合国笨拙地退回波斯尼亚，派遣一支军队保护空运物资。当塞族继续轰炸萨拉热窝和其他主要城市时，这支部队只能在一旁观看，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安全避难所”政策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以及最后的北约轰炸。密特朗不愿意和塞尔维亚人对抗，反而同情他们。当然，谁也无法预料到后来的严重结果。肯定的是，对波斯尼亚而言，有空运救援物资当然好过没有物资。无论如何，这一事件说明，极度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在道义上与抵抗法西斯主义不能相提并论。它涉及更困难的选择，有时候，选择可能是错误的。

　　作为医生，库什内希望减轻痛苦；但是，作为政客，他也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褒奖。因此，在1992年末，当索马里被部落冲突所席卷最终导致大饥荒时，库什内和让-莫里斯・里佩尔（当时是他的幕僚长）在法国学生中发起为索马里收集大米活动，期望增加法国人对远方苦难的认识。他们收集了1.5万吨大米，装满一架货机，送往摩加迪沙。大米抵达后，库什内背着一袋大米在沙滩上摆出姿势―――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得到完美的相片。这一事件被媒体批评为无耻的作秀。“米袋”事件成为库什内的负担。他和他的朋友们至今对这事耿耿于怀。里佩尔质问他的批评者，“当我们往索马里送大米时，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干？那么闭嘴。”

　　（下转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