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唐

　　□媒体编辑，广州

　　一场据说是五十年一遇的雪灾让人们痛感公民社会的羸弱，这次第俨有“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意味。其实，中国公民社会从清末就开始发育了，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直迄于今已近一个世纪，奈何百年犹难成大器，个中原委实应细加探究。而欲求解这一命题，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历程的了解无疑很有必要。在这方面，王颖和孙炳耀的《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概况》一文勾勒了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轮廓，王世刚的《中国社团史》一书则描述了1949-1990年中国社团的发展历程。与这种“通史”性著述的寥落（仅就笔者识见而言）相比，对某一类或某一个社团的专门研究明显多些，特别是对20世纪上半期活跃于上海的同乡会、商会、行会、宗教组织、秘密会社、犯罪团伙、现代工会和政治党派等各色社团的研究尤为丰富。徐小群的《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一书，就为我们展示了1912-1937年间“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这也是本书的副题），而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此前却“被史学界长期忽略了”（本书1页）。

　　显然，本书是一部“断代史”，而其描述的自由职业（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团体也只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一部“专门史”）。按照通行的理解，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范围非常广泛。并且，这一时期的社团也很难用现行的公民社会标准（即具有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及自愿性）进行考察。不过，历史主义的态度恰恰要求不能以今度古乃至以今非古，况且正是这种历史考索为我们揭示出特定时期自由职业者及其社团如何有效地利用“与国家打交道的文化库藏”（本书320页）并丰富之，这对我们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显具启示意义。

　　职业意识与利益自觉

　　作者的一个基本观察是，仅就1912-1937年这段时期而言，中国的职业社团与现代国家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共生的关系。这是因为，社会职业及其社团需要得到国家的认定，并要借助国家的力量予以规范，而国家也需要通过职业社团的合作始能获得合法性，并要依靠职业社团实现社会控制和动员。于是，国家对社团既利用又控制，而社团对国家则既服从又斗争。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不断调整各自的疆域，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中朝着现代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目标艰难行进。这就提醒我们，中国的职业社团并非“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其职业意识与利益自觉乃至公共关怀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比如作为中国新闻记者的第一个职业团体，1921年成立的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并未像其宣称的那样致力于新闻记者职业化的议题，即便是同行被军阀杀害也没有激起记者们的职业精神和集体行动来保障和增进自身的权利。1927年3月，上海日报记者公会和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相继成立，取代了无所作为的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但旋即解散。同年4月，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推动新闻记者的职业化和塑造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但刻意远离政治。直到1930年代，国民党日益强化的新闻检查制度才激起了改组后的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反抗。1933年1月镇江《江声报》总编辑刘煜生被以宣传共产、鼓动阶级斗争和背叛党国的“罪名”枪杀，唤起了上海新闻记者争取言论自由的热情。1935年12月，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再就《修正出版法》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保护言论自由。至此，新闻记者的职业社团才算有了一点公民社会的样子。

　　行动策略

　　结社是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社团多种多样，目的也五花八门，而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说，维护团体利益和表达公共关怀无疑最为引人注目。换句话说，公民结社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为了防范和应对来自国家方面的利益侵夺和空间挤压。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它愿意并且能够为我们所珍视的观念和价值大声疾呼……我们就很难让很多人听到我们的主张，也很难影响政治决策”（阿米·古特曼等《结社理论与实践·导言》）。书中提到，国民政府的《会计师注册条例》起初规定只有国民党员才有资格成为会计师，在上海会计师公会向负责监管的财政部请愿后，这一规定才被取消。由于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法庭审计业务一直被英国会计师垄断，上海会计师公会便积极参与律师公会收回会审公廨的行动，一方面争得了职业利益，一方面也树立了公共形象。

　　实际上，在彼时那种特定环境下，包括律师公会、记者公会以及中医社团在内，往往都是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来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公共关怀寻求安全保障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笼罩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难以挑战其政治正确性）。这也是中国职业社团的重要行动策略。

　　抗争束缚

　　国民政府进入上海后，就派人参加上海律师公会的会议，并最终按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意志改组了这一公会。不过，上海律师公会在维护独立地位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一个颇堪玩味的细节是，自从国民党接管上海之后，上海律师公会在其全体会员大会和执监委员会新成员就职时，都要诵读总理遗训和向国民党党旗鞠躬———这是当时所有的公共社团和机关都要遵循的惯例。但在1932年3月27日的春季大会以及4月10日的执监委员就职时，上海律师公会就取消了这一仪式，理由是在民族危亡时刻一切仪式都应该从简（本书202-203页）。而更为激烈的举动，则莫过于1931年12月29日发表《上海律师公会为救济国难宣言》，不仅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痛加批判，还对国民党过去五年的统治予以全面控诉（本书199页）。所幸由于国难当头民意难拂，这一近乎自杀的壮举并未给上海律师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虽然选取的是1912-1937年这个时段，但作者的关怀显然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认为“对民国时期的自由职业群体的研究，对于观察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发生的急剧变化是对民国时期的一种回归”（本书320-321页）。读历史，想现实，当前中国公民社会最受诟病的缺陷便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俞可平），如何有效地利用包括本书揭示的“与国家打交道的文化库藏”获得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愿性，值得思量。须知处在当下这个“矛盾凸显期”，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不仅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而且也缺乏社会变革的缓冲，结果“下层群众参与社会改造的激进行动，就会导致上层丧失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86页），社会转型的风险和代价也就更大。